夏末的东京依然闷热，诊室里的中央空调发出规律的嗡鸣。我习惯性将探针在指间转了个圈，抬头望向窗外鳞次栉比的楼房，忽然想起八年前在大阪参加歯科医師国家試験的那个午后。考场里的冷气也是这样簌簌作响，笔尖划过答题纸的沙沙声里混杂着此起彼伏的叹息，当监考官用关西腔提醒剩余时间时，我的手心里全是冰凉的汗。
这个东亚岛国对于异邦医者的接纳永远带着审慎的温度。当我在神户港的海关递交牙科器材报关单时，检疫官反复核验着每一支种植体灭菌证明的严谨，与后来在奈良市役所办理医疗许可时事务员九十度的鞠躬形成了奇妙的共振。日语里将医生执业称为“開業”，这个充满禅意的词汇背后，是从N1证书上冰冷的“合格”二字，到真正听懂老太太用方言抱怨义齿不适的漫漫长路。
诊疗台上的无影灯亮起时，文化差异会具象成具体的操作细节。不同于在国内习惯的高速涡轮机轰鸣，日本患者更倾向医生用低速手机进行牙体预备，他们对轻微震动的耐受力往往伴随着对操作时长的苛刻要求。而当我第一次在预约系统里看到患者填写的“希望使用富士山图案的暂封材料”时，才真切意识到医疗服务在这里早已超越了功能性范畴。
厚生労働省的认证流程如同精密的口腔扫描仪，将二十年临床经验分解成无数需要公证的碎片。从母校教务处的红色印章必须经由外事办双语认证，到技工所出具的每一张咬合设计图都要附上JIS标准编号，文件夹里泛黄的治疗记录在东京公证处经历三次退回重审后，终于化作医療法第17条框架下的合法诊疗权限。
诊所前台的薄荷熏香里时常混杂着抹茶拿铁的味道，这是附近上班族在午休时匆匆留下的伴手礼。当樱花季的患者微笑着递来一盒手作和果子，说着“先生も頑張ってね”的时候，那些挑灯夜读新版歯科用語辞典的疲惫仿佛都化作了树脂充填器下的流动光芒。移民者的身份像极了显微根管治疗中的次氯酸钠溶液，在反复冲洗与震荡中，逐渐溶解了文化钙化的侧支根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