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瓦努阿图的外交部长，当我站在维拉港的海岸边，凝视着潮水周而复始地拍打珊瑚礁时，总会被一个尖锐的现实刺痛：这片孕育了我们十二万子民的碧蓝海域，此刻正以每分钟两毫米的速度蚕食着我们的国土。科学数据在此刻显得过于冰冷——如果全球气温上升突破1.5摄氏度临界点，我的国家将在本世纪中叶失去38%的沿海定居区。但数字永远无法丈量被淹没的祖先坟冢里传承的智慧，无法量化潮汐侵蚀中消失的纳瓦拉仪式歌谣，更难以向世界诉说当咸涩的海水渗入芋头田时，一个民族与土地相连的灵魂正经历着怎样缓慢的窒息。
我们不是气候变化的肇事者，却被迫成为这场全球危机的活体示警器。当国际谈判桌上的减排承诺仍在修辞的泥沼中打转，瓦努阿图的孩子们已经开始在课堂学习如何用棕榈叶编织救生筏。这种荒诞的生存技能课，恰是对现代文明最沉痛的控诉——在人类共同命运的考场上，某些国家工整书写的碳中和路线图，本质上是用墨水绘制的海市蜃楼，而我们被迫用整个文明作为抵押，等待这些纸上蓝图化为现实的渺茫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