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夜整理养母遗物时，那只褪了色的蓝布荷包从箱底滑落。三枚生锈的和服纽扣骨碌碌滚到榻榻米边缘，在月光下泛着贝壳般的光泽。我跪坐在陈年樟脑味里，忽然听见松花江破冰的声音——五岁那年的初春，木屐陷进东北黑土地半融的泥泞，中国母亲用皴裂的手掌裹住我冻僵的脚趾，却裹不住背后渐行渐远的呜咽。
满洲铁路的汽笛成了记忆里永不结痂的伤。养母总说我是她在高粱地里捡的干瘦野猫，可她不知道被褥下那截朱红腰带，三十年来始终熨贴地缠在我的肋间。昭和二十年的风雪卷走了所有户籍文书，唯有皮肤下流淌的温热，在每个樱花时节提醒我骨缝里的另一种乡愁。
长春西四道街的炊烟熏黄了我的瞳孔，咸菜缸腌渍的岁月却未能模糊某些细碎的声响。父亲别在我襟前的蜻蜓纹簪子叮咚坠地时，养父正用草绳捆扎支援前线的棉衣。那些被缝进新棉袄里的日本丝绸料子在火炕上偷偷燃烧，烧成我中文姓氏里呛人的灰烬。
昭和六十二年收到外务省通知那天，养母用高粱秆给我编了第一百三十七个蝈蝈笼子。浅粉色的归化证明飘落在炕席上，像一片不合时宜的樱花。“东京有人等你呢。”她往我行囊塞煮鸡蛋的手在颤抖，却笑着哼起东北二人转的调子。海关玻璃倒映着两张流泪的脸，我突然看清自己嵌在两种语言间的灵魂，始终像渡边家的旧怀表，指针在东京和长春之间永恒地摆动。
上野公园的樱花落在肩头时，总错觉是东北灶膛里爆出的火星子。大阪生母的墓碑前摆着未拆封的天津甘栗，而哈尔滨养母坟茔上的艾草早已高过砖瓦厂的烟囱。我在机场免税店买了半打养乐多，给在名古屋出生的孙女讲述松嫩平原的冰灯，玻璃瓶里晃荡的乳白色液体，渐渐凝成永不消融的奶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