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舍内菲尔德机场的电子屏闪到第37次的时候，我终于看清了自己的航班状态。掌心攥着的登机牌浸满冷汗，阿拉伯数字的航班号正在逐渐晕染成墨绿色的污渍。地勤第三次过来提醒我身后的黄线位置，防弹玻璃外的停机坪上，汉莎航空的尾翼在暮色里泛着冰冷的金属光泽。
落地慕尼黑的那个冬天，街角的自动售货机总在凌晨两点卡住我的芬达。金属拉环卡在凹槽里发出刺耳的摩擦声，惊醒了梧桐树下蜷缩的流浪汉。我摸着黑用闽南话骂了句脏话，德语课学的第一句"Entschuldigung"还卡在发炎的扁桃体里。奥托超市的过期面包总在星期三打折，波兰籍收银员已经学会在我掏出钢镚时，自动把1.99欧抹成整数。
语言学校的教室暖气太足，我的羽绒服在椅背上洇出水痕。克拉拉把修正带推过课桌中线时，指甲油是莱茵河结冰的颜色。这个来自叙利亚的医学生总在动词变位练习时望向窗外，我们之间隔着的不仅是三张蓝色塑料椅，还有地中海里某艘沉船的经纬度坐标。当她第一次说出"Angekommen"（抵达）这个词，窗外的雪突然下得很慢，像老家佛龛前燃尽的香灰。
施普雷河解冻那天，劳务局的中国大姐翻着我的工作合同叹气。"护理资格认证又要半年"，她涂着丹蔻的手指划过文件上的钢印，"上次那个越南厨师等破产了两家中餐馆"。我数着社保卡上的烫金数字，想起母亲视频时总在问慕尼黑房价，却没看见她背后祠堂的梁柱裂了道新缝。
柏林墙遗址旁的土耳其烤肉店飘来孜然香时，我的夜间德语课刚好讲到第二虚拟式。菲利克斯医生在急诊室教我写病历缩写，他的白大褂口袋里永远装着甘草糖，有次抢救失败后他分给我两颗，化在舌尖的甜带着苦咸的血腥气。现在我能用带福建口音的德语给3B病房的老人念《明镜周刊》，当他们把奶油面包掰成小块推过来，我学会了不说"Danke"而说"Wirteilen"（我们分享）。
移民局寄来蓝卡那天的夕阳特别锋利，把窗外的教堂尖顶削成几何学的阴影。我摸着信封上的联邦鹰徽，突然想起三年前那个在机场反复核对行李重量的自己——那个穿着假名牌运动鞋，把全家福塞进行李箱夹层的年轻人，此刻正隔着时差在柏林米特区按下租房合同的红手印。楼下的面包店刚出炉的碱水结冒着热气，街角报亭的《南德意志报》头版写着朔尔茨的最新移民政策，有片椴树叶飘进新买的垃圾分类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