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一个闷热的放学后，母亲正在玄关弯腰收拾我的足球鞋。檀香混着她轻声哼唱的印尼民谣在玄关飘散，突然被父亲从福岛老家寄来的挂号信撕裂了空气。我蹲下来帮母亲整理鞋带时，瞥见信封上父亲端正的楷书"山田太郎様"，母亲布满老茧的手指在收件人名字上来回摩挲了三遍。
父亲总说我们的姓氏是漂浮在东海上空的积雨云。祖父在长崎原爆后的孤儿院里被冠以"山田"这个最常见的姓氏时，没人知道他的生父其实是印尼战俘营的荷兰军医。如今我的学生证写着山田凉太，但便当盒里永远装着母亲清晨五点起来捏的椰香饭团，体育课换衣服时锁骨下淡褐色的胎记总让同学窃窃私语。
每月第三个周日是父亲的"扫盲时间"。他会特意换上浆洗挺括的白衬衫，指着电视里字正腔圆的女主播，要我跟着复述"贵重品"、"满席"这些母亲永远说不标准的词汇。母亲总在此时退居厨房，把炸香蕉的哔啵声调得很低很低。去年国语考试挂科那晚，我摔碎的茶碗碎片在榻榻米上排成新月形状，母亲用棉袄袖口裹着手去捡，却只说婆罗浮屠的佛塔在月光下也是这样的弧度。
十七岁生日那天的课堂小测，现代文老师让我们描写"故乡的风景"。邻桌美咲写札幌的雪祭，后座的翔太写冲绳的碧海，我的自动铅笔尖悬在横线格上颤抖，想起母亲常讲的爪哇传说——当季风转换时，亡魂会乘着丁香花瓣越过赤道。课间被问起怎么空着作文没交，舌尖刚要滚出借口，喉咙却自动挤出一句生硬的"バグスがいるから"（有虫子），满教室的哄笑中，突然惊觉自己用了母亲惯常的语法错误。
如今站在成田机场到达大厅，掌心攥着去雅加达的机票，我才读懂父亲总执着的标准语里，藏着怎样小心翼翼的庇护。母亲把亲手缝的纱笼塞进我背包时，鬓角的白发竟与父亲去年突然出现的白发一模一样。两个半生都在校正口音的人，最终在对方眼里变成了自己的故乡。或许真正的归处从来不在户籍誊本的第一页，而是清晨五点厨房蒸腾的炊烟里，那个永远发不准"ら"行音调的温柔宇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