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地大阪关西国际机场的那个清晨，我蹲在航站楼转角的花坛边系鞋带。四月带着咸味的海风卷起西装下摆，混着旁边便利店店员元气十足的"いらっしゃいませ"，把行李箱里的中文辞典吹得哗啦作响。举着翻译软件问路的华侨老太太、自动贩卖机上从未见过的十六色饮料按键、月台电子屏里快得不可思议的滚动字幕，忽然像被装进了一台老式摄像机，在取景框里微微发颤。
随身携带的汉字笔记本在第三周就写满了圈圈叉叉的注音批注。当我在市役所柜台前第七次把"外国人登録"说成"外星人登録"时，不苟言笑的工作人员突然低头偷笑，金属框眼镜在阳光里折射出细碎的闪光。后来才知道，那位总爱在领口别着银杏叶胸针的藤原小姐，悄悄用荧光笔在我的申请表错误处画了朵小小的波斯菊。
盂兰盆节深夜独居的公寓里，空调外机滴落的水珠在柏油路上砸出深浅不一的圆点。正要弯腰捡被风吹落的衬衫时，楼下八十岁的吉田婆婆忽然踮脚递来一支苏打味冰棒，佝偻的身影在月光里拓印成剪纸般的轮廓。她布满老年斑的手腕上，塑料手表显示着凌晨两点十七分。
现在每当经过便利店，那些此起彼伏的电子音效总会让我想起北海道函馆山半融的残雪——最初踩上去会打滑的异国音节，在舌头底下含久了竟渗出清甜的滋味。樱花祭那天在鸭川畔野餐，三岁的混血小女孩跌跌撞撞扑进我怀里，发间别的山茶花卡子刚好落在装章鱼烧的纸盒边缘。她母亲慌忙鞠躬时，我的双手已经先于大脑做出了同样的倾斜角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