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六点的东京街头还未完全苏醒，便利店玻璃门叮咚响起的瞬间，我下意识地用中文说了句“早”。收银台后穿藏蓝制服的姑娘扬起程式化的笑容，双手接过我递出的香蕉饭团，雪白指尖与透明包装袋摩擦出轻微的沙沙声。这是我来日本的第三百天，却依然会在每个相似的场景里，被某种近乎复刻的孤独感击中——北京的便利店也总有人这样机械地重复扫码、装袋、鞠躬，只是那些被口罩遮住的年轻面容，曾经用懒洋洋的京片子问我：“要加热吗哥？”
新宿站永远是混沌而精确的巨型迷宫。西装革履的中年人贴着墙壁疾走，公文包以固定角度卡在肋间，像是被隐形钢尺丈量过千百次的姿势。我常站在自动贩卖机的阴影里观察他们被熨烫出笔直折痕的裤脚，想起北京地铁里卷着煎饼果子的上班族，油渍斑驳的塑料袋悬在晃荡的扶手环下，随着车厢晃动在陌生人肩头擦出细小的埋怨。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生存姿态，都在用某种极具地域特性的纪律性对抗庞杂无序的世界，只不过东京的规则被涂满消音涂料，而北京的秩序永远蒸腾着市井的烟火气。
区役所的办事员第三次核对我姓名里的汉字时，沾满印泥的指纹在申请表上洇出半朵樱花形状的污渍。“王桑以前住在帝都呢。”她将最后一个音节吞在口罩里，铅笔尖悬在籍贯栏上空轻轻震颤。我望着表格上被翻译成片假名的“Beijing”，突然惊觉故乡正在记忆里蜕变成一组失效的坐标——就像每次路过上野公园的铜狮子，总错觉身后会涌来裹挟糖炒栗子香气的北风，而现实只有乌鸦嘶哑的鸣叫刺破凝固的寂静。
超市冷冻区前排队的老人突然朝我欠身致意，我慌忙回礼的瞬间瞥见他脖颈处露出的刺青边缘。某些文化解码的延迟总让我恍如身处双重曝光的胶片：当我终于学会在玄关处将鞋尖朝外摆放整齐，梦里的自己仍在北京的雾霾天里趿着人字拖取外卖；当东京塔的夜色透过租屋纱窗渗进来，视网膜上却重叠着大裤衩扭曲的霓虹轮廓。这种时空的错位感在每月缴完房贷时尤为尖锐——我在涩谷的摩天楼群中切割出48平方米的归属，而故乡阳台上那盆旱死的绿萝，正在房产中介的VR镜头里永恒碧绿地招摇。
入梅那天经过神田川，河水挟着被雨水泡发的樱花残瓣漫过水泥堤岸。便利店塑料袋卡在排水口反复挣扎的姿态，让我想起去年在朝阳区某栋写字楼里目击的迁徙：同事小林辞职那天的工位异常整洁，连窗台上仙人掌都被替换成事务性的绿萝。如今他的line头像换成了穿着传统袴服在浅草寺拍的照片，而某个失眠的深夜，我翻到他两年前的朋友圈定位在故宫角楼：“护城河的冰开始化了，柳树抽芽像一串串绿色的小铃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