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落在奥克兰国际机场那夜，机舱外零星的雨点正斜斜划过舷窗。我解开安全带时才发现，右手仍紧紧攥着慕尼黑大学farewellparty上收到的巴伐利亚蓝丝带。航站楼明亮的日光灯下，接机人群中举着德文欢迎牌的中年女子冲我微笑——后来才知道她祖上是十九世纪迁居新西兰的萨克斯移民，此刻恍若时空交错的隐喻。
落地第四个月，我在南岛库克山脚下的汽车旅馆值夜班。某个深宵，德国葡萄酒庄的少东家用结结巴巴的英语问我要冰桶，却在我用施瓦本方言说出"Eiswürfelbehälter"时惊得打翻了雷司令。这戏剧性时刻成了转折点——两周后，我受邀为皇后镇三家高端度假村设计跨文化员工培训方案，笔记本电脑旁永远摆着混合德语报纸和《新西兰先驱报》的剪贴本。
惠灵顿的冬日寒风裹挟着德语学校儿童清脆的"GutenMorgen"，我在国会大厦旁的咖啡厅偶遇前东德外交官转型的环保顾问。他手持的flatwhite表面漂浮的肉桂粉，恰似我们这代移民身上层层叠叠的文化包浆。某个毛利新年庆典上，我把祖传的胡桃木长笛与当地匠人雕刻的普南加海螺组合演奏，音律缠绕着在峡湾间回荡时，忽然懂得怀卡托河与莱茵河水原来可以在同个灵魂里奔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