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的浓雾还未从美因河面散尽，老伊扎克已站在法兰克福中央车站的月台上数第十三次怀表。褪色的皮箱把手处，三道指甲划痕在晨光里清晰可辨——那是1938年父亲在水晶之夜被抓走时，母亲发疯般抓挠盖世太保皮靴留下的印记。此刻箱内装着全套意第绪语版《塔木德》，七张不同时期出入境印章叠成扇形的证件，以及半块印着德文商标的杏仁膏，柏林夏洛滕堡那家百年犹太甜品店关门前最后的存货。
海关官员的印章悬在护照封底，钢戳与皮革相触的瞬间，老伊扎克忽然听见八十四年前科隆街头碎裂的橱窗玻璃雨。当年祖父背着缝纫机横渡大西洋时，箱子里装着普鲁士骑士勋章和发霉的黑麦面包；如今他逆向穿越祖父的逃亡路线，在护照国籍栏"德国"字样下侧，黑色油墨正缓缓渗入印有六芒星水印的纸页。第47次迁徙的行李箱滚轮碾过铁轨缝隙时，他意识到自己血液里流淌着某种悖论——莱茵河支流与约旦河激流如何在同个心脏里奔涌，集中营编号与联邦德国税号竟能共享某个寂静的午夜。
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出生证明在箱底窸窣作响，泛黄纸页上拉丁字母勾勒的出生地，已在盟军轰炸地图上化作带星标的废墟。老伊扎克抚摸西服内袋里冰凉的金属盒，十四枚门柱圣卷的铜锈早与柏林公寓残存的门框融为一体。当列车驶入新修筑的欧洲隧道，他突然闻见1936年母亲烤制的安息日白面包香气，与车厢显示屏上滚动的希伯来语报站信息奇妙地重叠。某个刹那，这个带着十九世纪意第绪语口音的灵魂，终于在时速300公里的现代列车里找到了悬浮的支点——既非全然落地生根，也不再是风中飘散的蒲公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