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昏时分，横滨中华街的红灯笼一盏接一盏亮起。陈记餐馆的老板娘倚在门口剥毛豆，青翠豆壳落在她暗红色绣花鞋边。这条街上半数商户都是上世纪90年代末搬来的香港人，她的店面原本开在尖沙咀，此刻玻璃橱窗里悬挂的却不是烧鹅，而是油光发亮的蒲烧鳗鱼——十七年前为迎合日本客人口味换的菜式，当时丈夫攥着账本说"总要活下去"。
街上飘来零碎粤语，混着关东腔调的日语，像两种不同质地的丝线缠成解不开的结。转角音像店的旧电视机正重播1997年移交仪式的新闻片段，穿灰色中山装的收银员探身切换频道，屏幕上突然炸开宝冢剧团的华丽舞台。"阿雪，把这些冻柠茶搬到仓库！"老板的呵斥声里，他颈后那道月牙形疤痕微微发亮。97年夏天他躺在货柜夹层偷渡来日本时，绝想不到二十年后会握着女儿的高中录取通知书，在区役所填写"归化申请"表格。
深夜打烊后，三代同堂的家族围坐在佛龛前分食菠萝包。檀香混着神奈川的海风，供桌上摆着港式老婆饼与京都生八桥，玻璃罩里的妈祖像旁垂着七五三节的红白水引。九岁的小孙子突然用东京方言问："爷爷为什么总看珠江台？"老人摩挲着褪色的九广铁路季票，窗外恰有JR电车呼啸而过，震得风铃叮咚作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