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曦初现时，海参崴港口的雾气尚未散尽，一群身着黑色学生服的日本青年提着藤编行李箱踏上跳板。1907年的秋天，咸腥海风裹挟着异国码头的喧嚣迎面扑来，混杂着俄语叫卖声的潮湿空气里，有人蹲下来抓起一把黑色泥土。这是日本「试验移民」政策下第一批抵达俄国远东的开拓者，他们手中印着菊花纹章的土地证书在晨光中泛着微光，命运的经纬正悄然编织出一场横跨三十年的群体迁徙史诗。
大正时代的汽笛声里，尼古拉耶夫斯克的日本街逐渐飘出味噌汤的香气。梳着银杏返的妇女们蹲在结冰的乌苏里江边敲打浣衣，木槌声与日语童谣应和着江对岸的教堂钟声。当哈尔滨的俄罗斯商人学会用关西腔讨价还价时，贝加尔湖畔的日本伐木工正将鲜红的「の」字标记烙在西伯利亚落叶松上。这些场景构成帝国扩张计划中未曾预见的褶皱——被流放的社会主义者在赤塔开设秘密印刷所，渔民的女儿嫁入布里亚特蒙古游牧家族，传教士的日语版《共产党宣言》沿着中东铁路暗流涌动。
关东军的马蹄声碾碎脆弱的平衡之前，滨海边疆区的日本小学毕业生已有三代。他们在桦太岛（萨哈林）的煤井与堪察加的鲑鱼罐头厂之间生长出独特的混血文化：斯拉夫式木屋的门帘印着家纹，新年门松旁堆着套娃，用俄语动词变位方式说北海道方言的老人们，在1945年8月的某个清晨，看见烧红的天际线上浮起血色的丸旗。当撤离船只的汽笛最后一次撕破鞑靼海峡的浓雾，这些被时代巨轮碾碎的移民后代发现，故土早已成为地图上陌生的坐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