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德国已成为欧洲最大的移民国家之一。根据德国联邦统计局2022年数据，移民及其后代占全国8310万总人口的26.7%，这一群体构成不仅反映了欧洲地缘格局的变迁，更折射出全球化时代人口流动的深层动力。追溯移民潮的起点，二战后的经济腾飞是关键转折——1961年西德与土耳其签订的《劳工招募协议》推动首批80万土耳其"客工"入境，这些从事矿产和制造业的劳动者中，超过半数选择永久居留，奠定了当今290万土耳其裔社群的基础。
东欧剧变则开启了第二波移民浪潮。1990年代，超过300万东德居民迁往西德，同时来自波兰、罗马尼亚等前社会主义国家的人口借欧盟东扩契机自由流动。截至2022年，波兰以96万移民数量位居德国移民来源国榜首，罗马尼亚裔人口更在十年间激增5倍至92.3万。数据显示，建筑、物流和家政服务业岗位中，东欧劳工占比已达18%-34%。
2015年难民危机改写了移民结构版图。德国当年接纳的89万难民中，叙利亚人占比最高，如今在德叙利亚裔已突破92万人，相当于危机前规模的35倍。与之形成对比的是，阿富汗、伊拉克移民群体经过八年沉淀，分别增长至36万和27.5万。这些新移民平均年龄仅28.6岁，显著低于德国社会平均值（44.6岁），其劳动力补充作用在老龄化加剧的背景下愈发凸显。
欧盟内部人口流动呈现南北差异。南欧债务危机促使74.6万意大利人、35.8万西班牙人和29万希腊人北上求职，他们多集中在慕尼黑、法兰克福等经济枢纽城市。德国经济研究所（DIW）调研显示，南欧移民本科以上学历持有率达61%，远超德国本土的31%，这一人才红利助推了金融、医疗、IT等知识密集型产业发展。
地缘政治动荡持续塑造移民图谱。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后，逾110万乌克兰难民涌入德国，使乌克兰裔人口飙升至143万，相当于战前基辅市总人口规模。这批难民中，78%为女性及未成年人，其融入过程对德国托育、教育系统构成全新挑战。与此同时，专业人才引进政策初见成效——"机会卡"制度实施首年，来自印度、中国的技术移民分别增长24%和17%，预示德国移民模式正从被动接纳转向主动筛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