签证被拒的那天，柏林下了一场毫无预兆的冷雨。我站在外管局灰扑扑的走廊里，手里攥着被退回的材料，指甲在文件袋边缘压出月牙形的白痕。工作人员机械的德语句子还在耳膜上嗡嗡作响，"积分不足""语言证明未达标"，每个词都像混凝土块砸在胃里。
地铁驶过亚历山大广场时，雨水正顺着车窗扭曲成蜿蜒的河流。我数着玻璃上倒映的霓虹光斑，突然想起三年前在慕尼黑啤酒节上，那个教我唱《莉莉玛莲》的银匠老头。他布满蓝绿色刺青的手掌拍打橡木桌，啤酒沫溅到我的德语课本上，他说："德国是头固执的骡子，你得学会用蜂蜜而不是鞭子。"当时我以为自己听懂了，现在才明白蜂蜜需要多少年岁来酿造。
租住的阁楼还保持着清晨夺门而出的模样，散落的B1备考资料在穿堂风里轻轻颤抖。窗台上养了三年的琴叶榕开始发黄，它和我都是水土不服的异乡客。深夜打开冰箱，发现上周买的酸菜罐头过了保质期，胀起的铁皮盖像在嘲笑什么——就像我始终分不清"der,die,das"时的表情。
语言学校的中国同学们陆续发来问候消息，我盯着对话框里闪烁的光标，突然想起母亲寄来的花椒在海关被没收那天，她打电话来说："就当请德国人吃火锅了。"现在我的舌尖泛起虚幻的麻，仿佛能尝到那些没能熬过冬天的香料。
市政厅寄来最后通牒的那个早晨，我把积攒的塑料瓶送去回收站。绿党志愿者老太太仔细数着瓶盖，皱纹里嵌着柏林特有的铅灰色阳光。"二十八个，"她说，"正好能换支矢车菊。"当我握着那支深蓝色野花穿过奥拉宁堡大街时，早春的风裹着科隆教堂方向的钟声，把花瓣吹落在施普雷河漂着碎冰的河面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