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飞机从马耳他国际机场腾空而起时，机翼下方那片被阳光灼烧成金色的岛屿正逐渐收缩成地中海蓝毯上的一粒琥珀。三小时前，我还在瓦莱塔陡峭的街巷间穿行，圣约翰大教堂的鎏金穹顶将巴洛克式的奢华倾泻在石板路上，咸涩的海风裹挟着Pastizzi烤酥皮的黄油香气，与骑士团长宫殿外墙的古老石雕发生着奇妙的化学反应。此刻舷窗外的云层突然裂开缝隙，台伯河如同一条银质绶带，将永恒之城别在亚平宁半岛的襟前。
机舱里意大利语的低语声渐次密集，邻座的老者小心抚平报纸边角的褶皱，头版头条的墨迹尚新——那是关于某座中世纪地窖里新发现的湿壁画。降落时的轻微颠簸中，我突然意识到这两个以十字军东征为历史底色的国度，竟用截然不同的方式封存着时间的重量：马耳他将八百年的骑士团传奇压缩在316平方公里的防御工事里，每块城砖都浸透着抵御奥斯曼帝国的硝烟；而罗马的恢弘则像被击碎的帝国版图，七座山丘上散落着二十八个世纪的历史断层，万神殿的大理石接缝里至今嵌着文艺复兴时期的铜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