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前踏上成田机场时，我握紧女儿的小手，望着电子屏上跳动的日语假名，胸腔里涨满对新生活的期待。中介描述的"干净街道""育儿天堂""职场文明"在脑海中勾勒出粉色滤镜，直到便利店收银员用疑惑的眼神打量我填错的缴费单，才第一次意识到，那些移民攻略里轻飘飘的「文化差异」四个字，背后藏着怎样细密的刺痛。
办公桌前的加班灯光永远亮到末班车时刻，同事们挂在嘴边的「ご愁傷様です」像设定好的程序语言。女儿带回来的学校通知单需要逐字查词典，却被班主任委婉提醒"日本妈妈们都自己读章程"。某个深夜急诊，护士拿着同意书追问保险证编号，我突然崩溃地发现，在这个治安良好的国度，每个生活褶皱里都可能突然窜出束手无策的恐慌。医疗保险、年金扣除、垃圾分类说明书...曾经在移民机构听到的承诺，都在这些具体而微的困境里逐渐风化。
有人把移居比作器官移植，排斥反应往往发生在毛细血管末梢。当孩子模仿同学嘲笑我的关西腔，当看着父母发来的视频里他们白发又多了一层，当年薪增长始终追不上孤独指数的涨幅，那些曾被樱花和温泉掩盖的真实成本才浮出水面。东京塔的流光依然璀璨，只是映在眼底的，再也不是憧憬的模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