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四点的法兰克福火车站仍有零星的脚步声。我把工具箱放在长椅上，哈出的白雾很快消散在十二月凛冽的寒风里。月台上滚动的电子屏显示着下一班S8的到站时间，墨绿色车厢冲破薄雾时带起的气流掀动我的工装下摆，工具箱里扳手与螺丝刀相撞的金属声，惊醒了三小时前在语言班背到头晕的动词变位表。
这已经是我在德国手工业行会（HWK）考取管道工资格证书后的第七个月。当我穿着印有中德两国国旗的工装第一次走进美因河畔的建筑工地时，波兰籍监理举起激光水平仪划过我工具箱里的棘轮扳手，用带着东欧口音的德语问：“听说中国人能在混凝土里绣花？”后来某个暴雨倾盆的午夜，正是这只被质疑过的扳手，在浸水的电缆井里为他修好了整栋楼的供暖系统。
语言关像是永远存在误差值的卡尺。即使通过了TelcB1考试，工长用施瓦本方言布置任务时仍像在解读哥特体的古老文献。我特意养成随身携带红色记号笔的习惯，在零件清单上逐项勾画的动作，慢慢变成了同事眼中神秘的东方仪式——直到某天德国同事发现我的购物清单也用同样符号标记，食堂里爆发的哄笑让酸菜肘子的味道都变得温情脉脉。
工资单第三栏的数字总让我想起珠江新城写字楼里的堂弟。他曾在家庭群里晒出刚提的奔驰C级，而我在废旧管材改造的置物架上，用欧元硬币摞出了科隆大教堂的尖顶。当技工学校老师听说我把60%收入转回老家时，蓝灰色的眼珠泛起波澜：“你们中国人存钱的意志力，比我们的养老保险制度更让人安心。”
圣诞集市飘来热红酒的香气时，房东太太突然塞给我镶金边的陶瓷盘，说是北威州关闭最后一座煤矿时打造的纪念品。此刻我正用这套餐具盛装自制的韭菜盒子，教会区文体中心地下室的汉语角里，叙利亚电工阿马尔用结结巴巴的汉语赞叹：“原来铁与火的故事，还能包进面团里发酵。”
工具箱最底层压着HWK颁发的金色徽章，金属冷硬的质感恰好中和了指尖烫伤的灼痛。前天视频时母亲又念叨村里新修的小学缺少暖气，我盯着视频背景里斑驳的砖墙，忽然想起市政厅公告栏招标的社区改造项目。窗外有轨电车叮咚驶过，工具箱里的水平仪在月光下泛着幽幽绿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