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五岁生日那天的晨光斜照在新宿区役所的玻璃幕墙上，我捏着皱巴巴的居住证明书排队等候，前面泰国女孩的蕾丝手套和后面缅甸程序员衬衫口袋里插着的三色圆珠笔，构成了我成为东京居民的入场式。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公文包内侧的沟纹，那里藏着早稻田语言学校颁发的高级班结业证书——用四百六十个日夜将五十音图熬成滚沸的清茶，却在区役所职员的微笑询问里瞬间蒸腾成慌乱的雾气。
街角罗森便利店的微波炉旋转着第三份麻婆豆腐便当时，大阪分公司的视频会议窗口在手机屏幕亮起。西装领带妥帖地约束着大阪方言的抑扬顿挫，镜面倒影里看见自己鬓角冒出的白霜，在七坪的租赁公寓里，东京的雨声正将关西腔调冲刷成标准语。办公室后辈递来的和果子伴着手写的假名问候卡，在加班灯光下发酵出某种温暖的酸涩。
樱花季的隅田川两岸挤满拍照的人群，我扶着教中文的台湾老太太跨过电车轨道时，她突然指着被风吹起的百元店围巾说："你看这飘着的，像不像我们没缴完的住民税单？"玻璃幕墙折射的七彩光斑落在地上，某个瞬间突然读懂涩谷十字路口川流不息的电子广告牌，那些闪烁的片假名不再是无序乱码，而是正在编织的、新的生命年轮。
区役所的号码牌跳到我的瞬间，政务机器人突然切换成生硬的中文模式。我摆摆手，用带着关东腔的日语回答："大丈夫，日本語でいいです"。隔音玻璃外的世界依然喧嚣，但装着年金手册的文件袋开始有了恰好的重量，就像周末中华物产店买来的冷冻豆沙包，在蒸锅里渐渐舒展成柔软的模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