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开木格窗时，檐角的铜风铃正轻轻摇晃。晨雾裹着丝柏香气漫进来，打湿了案头那叠未写完的习字纸。这是我移居京都的第七个梅雨季，阳台上那盆朝颜却总记不得自己来自异乡，蓝紫色的花朵顺着竹篱爬满半个院墙，细藤蔓殷勤地往邻居家的竹帘里探。
初来时总在电车上坐过站。东京地下铁的报站声原该更急促些，不似关西腔黏着鼻腔的尾音，倒像梅子糖在舌尖化的速度。记得刚搬进锦市场附近的町屋那会，梅雨季刚走，台风又在琵琶湖上空打转。隔壁老太太踩着庭院里的积水来送渍茄子，七十岁的人躬身时露出后颈一段素色襦绊，双手递来陶钵的动作像在敬神。我站在玄关前愣怔半晌，笨拙地回赠从上海带来的茉莉香片，她眼角褶皱里顿时绽开金线菊——用蹩脚日语交流半小时后，我们才从互相比划中明白，原来两国茶盏间隔着的，不过是两指宽的鸭川水。
菜场鱼铺老板如今见我总先掀开泡沫箱："王さん，今日有上好的鰆，上海人喜欢的！"他大概永远不会知道，我在故乡其实只识得红烧带鱼。但有什么关系呢，当我握着毛笔临摹《风信帖》时，京都的雨正淋湿王羲之没能带走的狼毫，上海的梧桐絮又开始飘进隔壁阿婆的荠菜馄饨汤——这座城市教会我最重要的事，是人的根须可以同时往两个春天延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