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五点四十六分，便利店自动门开合的蜂鸣声第三次划破寂静。我站在货架前清点饭团的手顿了顿，冷藏柜的冷气顺着脚踝爬上脊椎。来东京的第七个月，这种机械重复的声响仍会让我产生时空错乱的恍惚——大阪公寓楼下药妆店的电子音更绵长些，京都民宿对面便利店的提示音则带着沙哑的杂音，像老式电视机换台时的电流声。
语言学校的同学总说我的鞠躬角度太夸张，像在表演落语。当我把五百円硬币递给收银台前穿深蓝制服的高中生时，他额头几乎要撞到柜台的九十度鞠躬却让我愣住。零钱盒与台面碰撞发出清脆声响，我下意识后退半步的动作让少年耳尖发红，像极了老家巷口那株迟迟不肯开放的垂枝樱。
梅雨季的第三个周末，榻榻米缝隙里渗出的霉斑已经蔓延成地图状。我蹲在二手家具店淘来的矮桌前填写第13份打工申请表，雨水敲打遮雨棚的节奏与隔壁独居老人咳嗽的频率惊人吻合。突然响起的门铃声惊得钢笔在纸上划出长痕，打开门看见社区民生委员藤田女士捧着荞麦面的礼盒，和式围裙上还沾着面粉。"听说中国人习惯吃热汤面呢。"她笑得眼尾堆起细纹，我却盯着她左手小指缺失的第一关节出神——那是在汽车零件厂工作三十年的勋章。
电车穿过新宿站时，玻璃窗上的倒影与三年前在上海陆家嘴挤地铁的自己重叠。当时西装革履的猎头用"年功序列""终身雇佣"这些词汇编织的梦境，此刻化作居酒屋后厨堆积的餐盘和永远洗不净的炸天妇罗油味。某个加班的深夜，店长递来温热的罐装咖啡，铝罐上凝结的水珠在他虎口的刺青表面折射出奇异的光——那是组纽图案，后来才知道他年轻时在暴走族待过十年。
真正让我崩溃的是超市收银台前的老妇人。她指着促销海报反复确认价格时，我突然发现自己完全听不懂关西腔的"おおきに"。那些在语言学校满分的听力试卷在现实面前碎成纸屑，就像上野公园被暴雨打落的樱花，混着泥水在排水沟里打转。但三个月后的町内会忘年会上，当我用夹杂着中文语法的日语说完自我介绍，七十岁的山本先生突然用字正腔圆的北京话说："1983年我在北京语言大学进修过"，玻璃酒杯里的冰球碰撞出清响，像富士山融雪汇入琵琶湖的声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