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夏日的雨总带着几分犹疑，细密的雨丝在霓虹灯里漂浮，像极了我在德语课上总也分不清的第三格与第四格。超市货架上的Käsebrötchen还带着冷柜的凉气，推着购物车经过儿童食品区时，习惯性伸手去够女儿爱吃的Müsli-Riegel，却在看清包装上的有机认证标志后默默缩回手指——这个月第三次想起欧元与人民币的汇率差，像根倒刺卡在超市收银台的刷卡机里。
三十五岁的膝盖跪在柏林公寓的木地板上组装宜家书架时，突然意识到这具身体里同时住着两种时区。左手腕表显示着德国时间晚上八点，右手的肌肉记忆却顽固地保留着北京晚高峰的地铁震颤。德语老师总说我的发音带着“中年移民特有的谨慎”，每个单词都要在喉结处过滤三遍才肯放行，而办公室年轻同事的俚语像突然加速的城际列车，常常把我抛在月台，徒然攥着写满笔记的会议纪要。
幼儿园家长日的手工课总让我胃部发紧，当金发的安娜妈妈用机关枪般的语速讲解如何用再生纸制作地球模型时，我捏着胶水的手心沁出薄汗，突然想起在北京某栋写字楼里，自己曾是能同时操作三个项目进度表的部门主管。女儿用中德混杂的语言向我展示她的涂鸦，画纸左下角歪歪扭扭写着“妈妈公司”，那栋简笔画高楼的窗户里，飘着北京雾霾天特有的灰蓝色云朵。
移民局柜台后的公务员第三次要求补交住房合同公证时，窗外的梧桐叶正从墨绿转向焦黄。我在市政厅走廊的长椅上打开手机相册，最新照片是老家父母发来的重阳节聚餐——他们用美颜相机过度修饰的笑脸悬浮在酸菜鱼火锅的热气里，下方压着半张我上周刚获得的B1语言证书。德语班的叙利亚同学曾说他乡的年龄像件总不合身的外套，三十五岁才发现，这件外套的衬里缝满了故乡的经纬线，每次抬手都能听见线头崩裂的细响。
超市冷冻柜的玻璃映出我的倒影，那个曾经在国贸三期咖啡厅里谈论KPI的女人，此刻正认真比对两盒不同品牌的速食酸菜价格。德语新闻里说柏林今年的樱花比往年早开了两周，而我手机天气预报里仍固执地保留着北京海淀区的天气提醒。或许移民者的时间本就该折叠存放，就像此刻掌心里渐渐回暖的Käsebrötchen，酥皮深处仍裹着亚欧大陆另一端的体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