窗外的雨滴在柏林公寓的玻璃上划出蜿蜒的痕迹，我握着马克杯的手指无意识摩挲着杯壁渐凉的釉面。这已经是今早煮的第二壶咖啡了，深烘焙的豆香固执地攀附在窗帘褶皱里，像极了伦敦旧居楼下那间总飘着印度香料味的咖啡馆——在那里，我的母亲会往红茶里兑三滴牛奶，而父亲总要把黑麦面包掰碎了泡进浓汤。此刻炉灶上的水壶正发出细微的嘶鸣，二十六年前从约克郡带来的搪瓷水壶，在德国水质作用下早已褪成雾蒙蒙的蓝。
这种撕裂感从降落在法兰克福机场那日就如影随形。当海关官员用带着施瓦本口音的德语询问我的入境目的时，舌尖突然打结的瞬间，我才惊觉自己精心练习的标准高地德语里，始终藏着抹不掉的约克郡元音。就像每周四傍晚买完面包回家，总会惯性走向左侧驾驶座，直到被身后此起彼伏的汽车喇叭惊醒——那些此起彼伏的笛声里，究竟有多少是出于真正的焦躁，又有多少是对这个总在路口迟疑的外来者的微妙排斥？
孩子们在幼儿园学会用"GutenAppetit"代替"Enjoyyourmeal"时，我正站在厨房岛台前给三明治抹第戎芥末。刀尖悬在酸黄瓜罐上方突然凝住，玻璃瓶身倒映出自己眼角的细纹，恍惚看见十二岁的自己坐在谢菲尔德老宅的飘窗上，对着德语课本艰难卷舌。那时以为掌握动词第二位就能解开整个民族的密码，如今却在超市收银台被老太太夸"德语说得真好"时，喉头泛起的苦涩比黑森林樱桃蛋糕上的可可粉更呛人。
圣诞市场飘来热红酒的肉桂香时，我总会把客厅壁炉调到仿真火焰模式。投影仪制造的光影在胡桃木书架上摇晃，照亮了那本被翻烂的《双城记》。六岁的女儿正在地毯上拼凑乐高城堡，德式木筋房和英式红砖墙在她的创造中浑然一体，积木缝隙里漏出的暖黄灯光，让我想起去年夏天带她回康沃尔郡探亲时，她赤脚踩过潮间带的模样——左脚陷在北大西洋的冷冽里，右脚还沾着波罗的海的细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