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新宿站西口的十字路口，樱花混着汽车尾气的味道扑面而来。便利店收银员第五次鞠躬时，我终于意识到教科书里的"東京"变成了脚下真实的土地——三个月前递交辞职信的手汗仿佛还黏在掌心，此刻却被自动门开合带起的冷气吹得发凉。便利店关东煮的白雾升腾起来，模糊了玻璃门外滚动播放的招聘启事，那些"时给1500円"的黑色字符突然裂解成五十音图，在霓虹灯里漂浮旋转。
每个移民都会经历三次文化休克：第一次发生在超市货架前，当发现牛奶保质期只有五天；第二次是发现同事聚餐AA制精确到1円；第三次则在区役所窗口，工作人员用敬语堆砌的温柔里，藏着不动声色的疏离。我的日语老师佐藤桑总说"大丈夫"，这个词像万能膏药贴在每个尴尬时刻，却在台风天独自组装宜家衣柜时突然失效——说明书上的汉字全都读作孤独。
永住权申请材料摞到第八公分时，我在地铁里遇见穿JK制服的中学生。她们刘海别着樱花发卡，校服裙摆扫过车厢里不同肤色的膝盖，越南语和缅甸语在报站广播间隙流淌。保育园外墙贴满二十四国语言的注意事项，隔壁印度主妇送来咖喱味的"おすそわけ"，这些细节像水滴石珠，把"外国人"这个标签泡得发胀变形。
区图书馆的归化辅导课上，七十岁的中国奶奶正襟危坐，笔记本扉页写着"和魂汉才"。这四个汉字在投影仪蓝光里轻轻摇晃，恍惚看见自己泡在钱汤里的身体，蒸腾的热气中，二十年职场练就的铠甲正一片片剥落，露出底下柔软的、易碎的、终于敢大声说"わかりません"的素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