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舱广播响起时，我下意识攥紧了藏在呢子大衣口袋里的石榴石项链。冰凉的宝石棱角硌着掌心，那是母亲在德黑兰国际机场安检口突然塞给我的。波斯语夹杂着德语的道别声被轰鸣的引擎声碾碎，舷窗外暮色中的阿尔伯兹山脉正融化成深蓝色剪影，我突然意识到，脖颈间少了那条戴了二十三年的法蒂玛之手吊坠。
柏林夏洛滕堡区公寓的暖气总带着股淡淡的霉味，与德黑兰老宅里地暖蒸腾出的玫瑰水气息截然不同。每周四傍晚的融合课程上，语言老师总对我们过分热烈的肢体表达皱眉。当叙利亚同学马哈茂德用裹着柏柏尔方言的德语讲述避难故事时，我的舌头却总在"革命卫队"和"移民局"这些词汇间打结——某些禁忌仍像隐形的头巾缠绕着声带。
市政厅的玻璃幕墙倒映着戴头巾的清洁工阿兹莎，她正跪在地上擦拭某位新纳粹分子喷涂的波斯语脏话。水桶晃动的涟漪里，那些扭曲的阿拉伯字母让我想起伊斯法罕三十三孔桥下的水纹。我们共享着保温壶里的藏红花茶时，她教我用柏林方言骂人，我教她用波斯语写情诗，直到教堂钟声惊散瓷砖上的月光。
职业培训中心的电脑屏幕常映出我恍惚的神情，机械重复的Excel表格里偶尔会浮现父亲书房的手抄本《列王纪》。当德国雇主称赞我"完全融入了高效社会"，他不知道我西装口袋里始终装着亚兹德神庙的细沙——就像不知道慕尼黑啤酒节上某个伊朗厨子烤的kebab，腌制秘方里藏着设拉子的落日。
移民局终于寄来永居许可那夜，我在克罗伊茨贝格的天台点燃了波斯历1402年的生日蜡烛。火光中摇曳的，是波斯湾偷渡船惨白的探照灯，是汉堡港集装箱里凝结的晨曦，是斯图加特汽车流水线上永不熄灭的荧光，最终都融化成莱茵河上的万千星辰。楼下土耳其超市的收音机突然传来妮妲莉的波斯语歌曲，混着警笛声盘旋而上，某种发酵了十年的乡愁终于在柏林的雨雾中轰然醒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