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五点的羽田机场还笼罩在薄雾里,玻璃幕墙外的跑道灯在朦胧中连成流动的银河。我蹲下身整理妹妹书包侧袋露出的半截蜡笔,母亲突然伸手捏了捏我的耳垂——这是她在我襁褓时期养成的习惯动作,此刻却让托运柜台前印着「重要なお知らせ」的电子屏、地勤人员温柔的关西腔、还有空气里漂浮的消毒水味道,都变得真实可触。
父亲的工作签批下来那天,全家在玄关地毯上围坐着拆开印着菊纹封漆的信封。妹妹把移民指南册页折成纸飞机,在客厅划出歪斜的弧线。彼时我们以为跨国迁徙不过是场盛大郊游,直到搬家公司将四十年的老宅掏成空壳,母亲抱着外婆留下的青瓷腌菜坛在廊下站成剪影,我才惊觉某些根须正从看不见的地方断裂。
新宿区役所发放的垃圾分类手册第七页被我折了角,图文并茂的日文说明里,装着母亲第一次误将可燃垃圾投入资源回收箱的窘迫。她在便利店对着微波便当盒背面的假名发怔时,总要从围裙口袋摸出我手写的罗马音标注,每个音节都裹着厨房煨汤的热气。父亲西装革履挤进中央线通勤潮流的模样,恍惚间与老家巷口踩着二八自行车买豆浆的身影重叠,只是公文包取代了车筐里翠绿的芹菜。
妹妹的童言无忌成了我们窥探新世界的万花筒。她在保育园学会用黏土捏达摩娃娃,却坚持要给不倒翁点上两颗泪痣,「和奶奶照片里的一样呀」;当樱花吹雪落满幼儿园沙坑时,她举着半片花瓣宣称找到了中国桃花的表亲。某个梅雨黄昏,我们全家蜷在六叠榻榻米上分享一包故乡寄来的灯影牛肉丝,辣油在保鲜膜洇出晕染的晚霞,父亲忽然用生硬的日语单词拼凑出:「这里的腌萝卜,有点像你太爷爷泡的酸笋。」
区立图书馆的东亚语书架前,母亲常对着简体版《红楼梦》发愣。有次我瞥见她用指甲在借阅卡「利用者编号」栏反复描摹某个数字,后来才惊觉那是老家门牌号码的倒序。父亲悄悄订阅了中文卫星电视,正月里屏幕内外同时响起《难忘今宵》时,他正把惠方卷朝着故乡的方向摆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