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在涩谷站前数到第七次樱花飘落时，才惊觉自己竟已在这个岛国盘桓了十年。压在行李箱最底层的单程机票早已泛黄，边角还留着当年撕开封条时扯破的豁口。那张薄纸片总让我想起初抵羽田机场的深夜，拖轮与混凝土地面摩擦发出的刺耳声响，混着海关人员生硬的英语指令，在鼻腔里凝成咸涩的海雾。
抽屉最里侧的木盒仍收着两枚印章，一枚是来日第二年咬牙刻的汉文姓氏章，另一枚则是市政厅发放的「認め印」。这些年填写的无数届出书类上，两种印泥的红总在表格边缘微妙地晕染交融，像极了我在区役所窗口解释「氏」与「姓」区别时，总要在日语敬体与母语助词间反复横跳的窘迫。那个坚持用汉字登记户籍的下午，办事员小姐困惑的眼神穿透亚克力隔板，至今仍能灼烧我的耳尖。
厨房吊柜里藏着的中式菜刀倒是在第三年就换了刃。起初每个周末乘京滨东北线到池袋买老陈醋的日子，不知何时已被业务超市的ポン酢取代。倒是在隅田川花火大会的人潮里，我竟开始本能地为穿浴衣的后辈调整腰带结——当手指触到温热的太鼓结时，恍惚看见二十岁的自己正站在浅草雷门，对着和服租赁店的振袖惊慌摆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