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斯第一次踏上浦东机场的地面时，深秋的梧桐叶正打着旋儿落在他驼色大衣的翻领上。他捏着半旧的牛皮行李箱把手，指节因用力而发白，仿佛这箱子里装着半个黑森林的泥土。接机口的人群像涨潮的海水般漫过来，中文的声浪裹着机场广播的电子音，在他耳边织成一张密不透风的网。
我的妻子踮着脚在人群中挥手，红色羊绒围巾被穿堂风掀起一角。老人灰蓝色的瞳孔突然泛起水光，却在女儿扑进怀里的瞬间凝固成科隆大教堂的彩窗玻璃。我接过他手中印着柏林熊图案的旅行袋，闻到了若有若无的黑麦面包香气——那是他在十三个小时航程里，始终攥在手中的纸袋。
地铁二号线呼啸着穿过城市腹腔，汉斯把额头抵在冰凉的玻璃窗上。霓虹灯牌在他沟壑纵横的脸上投下流动的光斑，德语单词从他唇间滑落，像教堂管风琴漏出的音符："柏林墙倒塌那年，玛格丽特裹着格纹毯子看直播，现在轮到我钻进东方魔盒......"
我们为他准备的客房还保持着德式严谨：榉木书桌摆着歌德诗集中文版，陶瓷马克杯上的勃兰登堡门图案正对窗口。但第二天清晨，厨房飘来的不是惯常的咖啡焦香，而是碧螺春在紫砂壶里舒展的簌簌声。老人穿着我父亲留下的藏青色太极服，正用手术刀般的精确度研究豆浆机按钮上的汉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