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降落在成田机场时，机舱里此起彼伏的"お疲れ様でした"让我下意识挺直了腰背。推着两个28寸行李箱走出海关，三月的冷风裹着日语广播灌进领口，我盯着手机里房屋中介发来的"築30年・駅徒歩15分"的地址，指甲不自觉地抠进行李箱拉杆的橡胶套。
第一个月在区役所填写的住民票申请表上，职业栏的"無職"两个字被我用修正带反复涂抹。每周三次的日语教室里，越南主妇用关西腔问我："中国では犬も箸を使うの？"我攥着写满拟声词的笔记本，突然意识到课本里的「ワンワン」和街上宠物店此起彼伏的「キャンキャン」之间，隔着整个东京湾的迷雾。
便利店收银台前的深夜成为最漫长的战场。当第五次把"温めますか"听成"追い払いますか"时，身后西装革履的上班族突然用中文说："他问要不要加热。"我猛地转身，撞翻了他手里的罐装Highball，琥珀色液体在荧光灯下蜿蜒成暧昧的道歉。
梅雨季教会我的第一个生存法则，是玄关永远要备三把伞——透明便利店雨伞应对突然的阵雨，长柄伞撑起职场体面，折叠伞塞进通勤包时总会勾住中国带来的平安符。当房东太太第三次纠正我垃圾分类的错误，指着印有"ペットボトル"的蓝色垃圾袋叹气时，我在湿漉漉的阳台上突然听懂了超市广播里的"本日おすすめ"。
真正让我在电车座位上放松肩颈的瞬间，是在区图书馆发现中文版的《蟹工船》。泛黄书页里夹着前一位读者留下的罗森收据，2019年的价格表上，饭团还是税込105円。现在当我自然地把拇指卡在自动贩卖机的凹槽，单手取出滚烫的玉米浓汤时，后辈中国留学生总说我的鞠躬角度比日本人还要标准三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