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长期以来以"单一民族国家"为身份认同基础，其移民政策在全球主要发达国家中呈现出显著的特殊性。自1951年签署《难民公约》以来，日本接收难民总数不足千人，这种保守姿态在21世纪人口结构剧变的压力下逐渐松动。随着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突破28%，劳动力缺口在2023年达到创纪录的824万人，日本政府开始构建"有限开放"的移民管理体系。
政策调整的核心体现在2019年《出入国管理法》修订案，该法案创设"特定技能"签证体系，将建筑、护理等14个行业纳入外籍劳动力引进范围。新制度包含两种签证类型：特定技能1号允许最长5年的技能实习，特定技能2号则为熟练技工提供无限期居留及家属随迁资格。截至2023年6月，持特定技能签证在日外籍劳动者已达18.9万人，较2019年增长四倍。但政策设计仍保持限制性特征，日语能力考试和技能测试构成准入壁垒，且农业、渔业等季节性工种仍被排除在永住路径之外。
技术实习生制度作为移民政策的灰色地带持续存在。这个始于1993年的制度名义上旨在技术转移，实则成为低端劳动力输入渠道。2022年数据显示，约27.3万实习生在制造业、农业领域工作，其中87%来自越南、中国和印尼。人权组织多次揭露该制度下的超时劳动、薪资克扣问题，厚生劳动省2023年调查报告显示，36.7%的实习企业存在劳动基准法违规行为。尽管政府引入"监理团体"第三方监督机制，但制度性剥削仍未根治。
高端人才争夺战推动政策创新。2012年创设的"高度人才积分制"将年收入、学历、研究成果等指标量化，80分以上申请者可获永久居留资格。2023年修订案新增"特别高度人才"通道，世界百强大学毕业生或年薪2000万日元以上者可直接获得居留权。这套精英导向政策效果显著，东京都内的外籍科研人员占比从2015年的5.1%攀升至2023年的14.3%，其中中国人占55%，印度人占23%。
社会融合成为政策短板。总务省2023年调查显示，42%的地方政府没有多语言支援体系，65%的外籍居民遭遇过住房歧视。大阪设立的"多元文化共生推进协议会"作为区域性试点，通过多语言行政服务、跨文化社区建设，将外籍居民投票率从2018年的19%提升至2023年的37%。这种地方实践与中央政府政策形成互补，揭示出日本移民治理的层级化特征。
面对2070年人口将跌破8700万的预测，日本移民政策站在转型十字路口。经济界要求五年内引进200万劳动力的呼声与国民身份认同焦虑持续碰撞。庆应大学政策研究所模拟显示，若维持现行政策，2050年外籍人口占比将达8.7%，远低于德国的18.6%。这种渐进式开放背后，折射出岛国社会在全球化与传统文化间的艰难平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