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墙遗址上的涂鸦在暮色中逐渐褪去色彩，最后一抹橘红浸染过波茨坦广场的玻璃幕墙，我蹲在施普雷河畔将沾满丙烯颜料的画笔浸入河水，流动的波纹突然在某个瞬间让我想起黄浦江的浪。海关人员敲下入境章时金属碰撞的声响仍在耳膜深处回荡，科隆大教堂的尖顶刺破铅灰色云层的时刻，我数着行李箱里卷成筒状的三十七幅画作突然意识到——原来迁徙对艺术家而言不过是把画架从梧桐树影里搬到菩提树荫下，只是调色盘里从此要调和的不再是江南的烟雨，而是易北河带着铁锈味的雾气。
签证文件里"自由艺术家"的德文称谓还带着新鲜油墨的气息，手指抚过市政厅文化局发放的创作津贴申请表，表格边缘残留的纸纤维比宣纸粗糙许多。美术学院地下室的改造工作室里，松节油和碱水面包的气味奇妙地交融，斜顶天窗漏下的光线正好能照亮画架上那幅未完成的《莱比锡车站》，中国水墨皴法在亚麻布上遭遇德国表现主义的笔触，像两列不同轨道的列车在调色刀的刮痕里轰然相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