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田机场的早晨裹着一层薄雾，落地玻璃外飘着几片不合时令的樱花，大概是温室培育的迎宾装饰。我攥着在留资格认定证明书的指尖微微发潮，海关官员接过文件时，塑料封套在灯光下折射出细碎的光斑。这已经是我第三次递交材料——前两次因为经费支付人的收入流水单日期不连续被退回，母亲在电话里叹气的声音仿佛还黏在耳膜上。
东京的垃圾分类手册足有三十页，图文并茂地解释着可燃与不可燃的界限。某个失眠的深夜，我对着四色垃圾袋反复确认酸奶盒是否需要剪开冲洗时，突然想起两年前在京都交换生的日子。当时住在鸭川边的民宿，房东老夫妇教我分辨关西腔的微妙尾音，窗外的流水声总在凌晨三点变得格外清晰。那些充满浪漫想象的片段，此刻被压缩成区役所柜台前长达三小时的等待，以及便利店收银台后面不断鞠躬导致的颈椎酸痛。
早稻田大学的阶梯教室里，金发教授用关西腔讲解《源氏物语》的现代性解读，我的自动铅笔在笔记本上悬停良久。日本同学行云流水的课堂发言里夹杂着大量片假名外来语，课后总能在走廊闻到淡淡的发胶味——那些精心打理的发型下，是比课堂讨论更难以跨越的社交结界。直到某个雨天的研究室恳谈会，中国留学生前辈递来温热的罐装咖啡，玻璃瓶底凝结的水珠在木质桌面上洇出深色圆斑，像突然解冻的某种信号。
在居酒屋打工到末班车时间已成为固定日程，围裙口袋里沉甸甸的五百日元硬币碰撞作响。某个雪夜清点库存时，越南籍店长突然说起他偷渡来日的往事，冰柜的白雾漫过他手腕处的般若刺青。我们蹲在后巷分食即将过期的饭团，他教我用越南语骂人的发音，雪粒落在发热的耳廓上瞬间消融。这种时刻总会想起神保町旧书店街的某个午后，泛黄的夏目漱石全集间夹着昭和年间的电车票根，历史褶皱里藏着无数异乡人的指纹。
区役所寄来国民健康保险单的那天，发现签证期限已经覆盖到硕士毕业。手机天气软件里依然并列着北京和东京的降水概率，但储物柜最深处那本手账的页脚开始自然卷曲——记录着超市特价日的便签旁，不知何时多了几行能剧鉴赏课的笔记。或许移民的本质就是不断剥落自身又不断重新生长的过程，就像隅田川畔那些年年重绽的樱花，根系早已在异质土壤里织就新的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