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温哥华国际机场的到达大厅，我的行李箱轮子发出规律的咔嗒声，与广播里交替出现的英语、法语提示音交织成陌生而真实的背景音。透过落地窗望去，十一月的初雪正以某种介于雨和冰晶之间的形态飘落，像极了我在移民顾问办公室签署文件时颤抖的笔尖——既非全然坚定，也非完全迟疑。
办理枫叶卡时的指纹采集器透着金属凉意，这让我想起上海浦东机场安检口母亲的手。当时她突然抓住我的手腕，指甲在皮肤上留下月牙状的压痕，仿佛某种未说出口的挽留正在通过毛细血管渗入血脉。移民官的蓝眼睛扫过我的语言成绩单时，我喉头泛起雅思口语考场上那种特有的干涩，那次我对着「描述你最喜欢的季节」的题目怔了足足五秒，直到监考老师敲响倒计时提醒。
多伦多地下室出租屋的暖气管道总在凌晨两点十三分发出类似埙的呜咽，我在这种声响里逐字翻译中国驾照，发现「注意行人」对应的英文警示语竟是"Watchforpedestrians"，字面意义的注视中失去了中文语境里那种紧绷的警惕感。社区中心的免费咖啡角，斯里兰卡裔的社工教会我用四十五度角倾斜法滤掉枫糖浆里的冰碴，这个动作后来成为我辨别加拿大移民的隐秘暗号——那些在TimHortons柜台前自然外旋手腕的人们，都经历过将母语思维放进离心机重新沉淀的过程。
冰雪消融的四月，我在安大略湖畔看到天鹅群掠过残冰的画面。它们修长的脖颈划出的弧线，与我在移民体检胸透片里看见的肋骨架惊人相似，都是穿越某种透明介质时被定格的生命结构。当第一张印着枫叶图案的退税支票寄达时，我忽然理解为何加拿大人把移民称为"landed"——我们终究是坠落在新大陆的候鸟，羽绒服里藏着的旧时区像未褪尽的绒毛，在极光般的晨昏线里缓慢更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