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深秋，长崎港飘着细密的雨丝。二十三岁的山田正行背着母亲缝制的蓝布包袱，最后一次回望码头上挥手的亲人。海风裹挟着咸涩的水汽扑面而来，他攥紧兜里那张"满洲开拓团入植证"，甲板铁锈的腥味混合着对未来模糊的期待，在胃里翻涌成难以名状的灼热。这艘驶向大连的货轮载着三百多个同样年轻的灵魂，他们的命运即将与二十世纪最沉重的历史叙事纠缠共生。
关东军刺刀划出的"王道乐土"上，日本移民的房屋沿着松花江支流渐次铺开。带着樱花纹样的陶瓷器皿被精心摆放在糊着高丽纸的窗台上，主妇们用味噌汤的香气对抗着零下三十度的严寒。开拓团学校教室里，稚嫩的童声齐诵"满洲是我们的新故乡"，而五里外的中国村落，被强占土地的老农蹲在田埂，盯着界碑上陌生的日文发呆。这种吊诡的共生关系渗透在日常的每个褶皱里：日本少女用东北方言与货郎讨价还价，满洲拓殖公社的官员书房挂着王羲之的拓本，中国劳工在修建神社时偷偷将写着"泰山石敢当"的瓦片压在房梁。
随着战局恶化，十四万开拓团员被推上饥饿与暴力的火山口。1945年8月的某个凌晨，方正县伊汉通开拓团的麦田突然腾起火光，妇女们将和服腰带结成绳索，把幼儿垂入废弃的矿井。当苏军坦克履带碾碎开拓团总部的菊纹门匾时，十六岁的池田澄子正在地窖里用冻伤的手搓揉最后一把黄豆，她不会知道这个瞬间将凝固成战后六十年都无法化解的怨念与悲恸。
遗留在黑土地上的四千多个日本孤儿，成为历史裂痕中最柔软的伤口。中国养母用高粱面糊糊延续的生命，最终长成了横跨日本海的寻亲队伍。1993年东京地方法院的庭审记录里，桦南开拓团幸存者佐藤良雄的证词颤抖着划过空气："我们既是加害者，也是受害者。"这个悖论般的陈述，像一颗卡在历史咽喉三十八年的纽扣，终于在平成五年的阳光下泛起铜绿。
哈尔滨郊外的中日友好园林里，樱花与山丁子树交替飘落。某个清明节的黄昏，曾隶属满蒙开拓团的吉田老人跪在中国养父坟前，半世纪前埋进黑土的船票、军用手票和破碎的怀表，此刻都化作香炉里袅袅升腾的青烟，模糊了墓碑上"故显考赵公德顺之墓"的刻痕。风掠过无垠的豆田，那些被战争机器碾碎又经人性重塑的故事，正在黑土地上年复一年地抽穗扬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