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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机降落在成田机场时，舷窗外正飘着细雪。我攥着印有"在留资格认定书"的透明文件袋，羽绒服口袋里是提前兑换的十万日元现金，耳边此起彼伏的「いらっしゃいませ」像某种陌生而轻快的韵律。这是2018年冬天，二十六岁的我带着四十公斤行李箱，正式踏上了从语言学校开始的日本移民之路。
语言学校的日子远比想象中严苛。东京新宿区的早稻田外语学院，九平方米的宿舍房间月租七万日元，清晨五点半就要挤上中央线电车去便利店打工。记得某个寒流来袭的清晨，我在收银台连续三次将「レジ袋」（购物袋）说成「レジぶくろ」，被店长用圆珠笔敲着收银机训斥「日本語が下手なら帰国しろ」。那天下班后在代代木公园的长椅上，我看着樱花树光秃秃的枝桠第一次萌生退意，直到接到母亲从江苏老家打来的视频电话——她身后摆着用保鲜膜包好的腌笃鲜，说把老房子抵押了三十万给我凑第二年学费。
转折发生在第三年的专门学校时期。当我在大阪的製菓専門学校揉着麻糬面团时，偶然结识了经营和菓子老铺的藤原夫妇。七十岁的藤原爷爷教我辨认不同产地的「和三盆糖」，他的妻子总在我练习「ねりきり」造型失败时，用关西腔笑着说「ゆっくりでええんやで」。这些细碎温暖逐渐织成安全网，让我开始理解日本社会独特的「甘え」文化——那种在严格规则下流动的、近乎笨拙的体贴。
就业活动是场残酷的马拉松。2021年冬天的就活季，我穿着租来的黑色リクルートスーツ（求职西装），在东京国际展示场与三千名留学生竞争三十个华人友好企业的岗位。某次终面被问及「当中国业务与日本总部意见冲突时如何应对」，我下意识用敬语回答「貴社の企業理念を第一に考えます」，却在电梯里听见人事部长对同事说「あの子はまだ本音を隠してる」。最终选择我的，反而是家允许用中日双语汇报的IT初创公司，社长在录用通知会上说：「我们需要能在两种文化间隙呼吸的人。」
如今在神奈川的海岸线上购置公寓时，常想起初来日本时那个手足无措的自己。移民从来不是樱花雨式的浪漫故事，而是无数个在便利店深夜清点饭团的时刻，是在区役所填错住民票重跑三趟的焦躁，是发现「永住者」与「日本人」之间永远存在的透明隔膜。但当我看着阳台上精心打理的微型枯山水，突然明白：或许真正的归属感，不在于完全融入某种文化，而是能在差异的裂缝里，培育出属于自己的共生形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