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成田机场的落地窗前，玻璃上的雨痕将暮色切割成模糊的光斑。手中的登机箱轮子卡进地砖缝隙时，我才惊觉托运的三十公斤衣物书籍里，竟忘了塞进那方用了半辈子的寿山石印章。自助值机柜台前穿制服的地勤姑娘弯腰九十度说着敬语，我攥着手机里翻译软件的录音功能，突然意识到往后半生都要用「です」「ます」这样柔软的词尾说话，像被迫穿上小两码的皮鞋。
便利店便当加热到第三遍时，微波炉发出与上海出租屋里不同的提示音。收银台戴黑框眼镜的打工少年用升降调错位的日语问我是否需要筷子，我在他瞳孔里看见自己凝固的微笑——四十岁的女人学语言，舌头总比年轻人慢半拍。区役所的手续办完那天，经过社区活动中心看见插花体验课海报，穿淡紫色罩衫的主妇们围成完美的圆弧，当我走近时，那个圆弧便不着痕迹地缺了口。
但梅雨季结束后，我在市立图书馆发现一本昭和年间的老相册。发黄的照片里，穿洋装的妇人踩着木屐给外国人指路，和服店老板在盟军司令部前挂出英文招牌。原来这座城市早习惯了异乡人笨拙的步履，连路标都长着多语种的枝桠。现在我用保温杯泡枸杞茶代替熬夜加班，在语言学校的樱花树下和越南留学生交换语法笔记，才发现四十岁移民像中途转车的旅人，既怀揣前半程积攒的干粮，又拥有重新选择路标的奢侈。
上周在隅田川边遇到同样来自上海的老程，他指着对岸晴空塔突然说：“你看，我们这岁数的人移居，就像把盆栽连根带土挪到新花盆里。”夜风裹着章鱼烧的香气掠过时，我忽然看清了那些藏在日语敬语褶皱里的，与自己和解的契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