便利店的冷气呼呼吹着后颈，我盯着收银员手套下若隐若现的美甲，恍惚间又看见上海地铁站里拎着葱油饼的阿姨。结账时那句机械的"お待たせしました"（让您久等了）总让我舌头打结，明明在沪江网校把五十音图背得滚瓜烂熟，真到了大阪的便利店，才发现日语的敬语体系比外滩的交通网还要复杂三层。
虹桥机场登机那天的记忆带着梅雨季特有的黏腻。三十公斤的行李箱里塞着城隍庙买的真丝围巾，母亲硬塞进来的大白兔奶糖在海关X光机里显形时，安检员露出看见外星生物的表情。当时我以为这只是个有趣的开端，却不知道这些甜蜜的重量，会在无数个找不到咸豆浆的清晨，化成喉咙里哽着的乡愁。
真正让我在东京的单身公寓失眠的，不是传说中苛刻的垃圾分类表——毕竟上海推行干湿分离时，我们弄堂里的爷叔早就把定时定点扔垃圾变成了社交活动。是某天在居酒屋听见邻桌上海话的乡音时，身体比意识更早做出反应，转头瞬间碰翻的梅酒浸湿了求职用的西服外套，带着甜味的狼狈中，突然惊觉自己已经三个月没说过"侬好"。
株式会社里的晨会总让我想起静安寺的早高峰。课长的训话带着关西腔的黏连音，就像九号线地铁播报中掺杂的浦东口音。当我在提案中用"アルバイト"（兼职）代替"バイト"时，后辈憋笑的表情让我想起中学时把"滑稽"说成"滑头"的尴尬。这种微妙的错位感在收到第一笔年终奖时达到顶峰——日元纸币上印着的福泽谕吉，竟让我想起藏在钱包夹层的那张褪色城隍庙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