便利店自动门打开的瞬间，冷气裹挟着关西腔的"いらっしゃいませ"扑面而来。我站在711的冷藏柜前，指尖在饭团和海苔便当之间犹豫，玻璃倒影里映出自己模糊的面孔——这是在大阪生活的第三个月，我仍会在深夜对着泛白的手机屏幕，在微信对话框里打下"要不要去全家"，又默默删掉"全家"换成"コンビニ"。
收银台的零钱盘总是擦得锃亮。当我把五百円硬币推过去时，总会想起上海地铁站里扫码支付的绿色荧光。日本店员鞠十五度的躬，塑料包装纸在他们手中发出类似折纸的沙沙声，这种声音逐渐取代了我记忆里超市塑料袋哗啦啦的喧闹。最初觉得这种过分郑重的包装像蚕茧般束缚，直到某个梅雨夜看见店主用细绳在便当盒上系出蝴蝶结，突然想起故乡卖早餐的阿姨总会把豆浆袋多绕两圈。
语言学校的樱花妹问我北京有没有自动贩卖机时，我指着手机里的共享单车照片说"这就是我们的自动贩卖机"。她们集体发出惊叹的"え——"拖得长长的，像未剪断的脐带。我开始在笔记本右侧记片假名，左侧却顽固地爬满汉字批注，某个恍惚的午后，发现自己在罗森收据背面无意识写下"便利店"三个字，油墨在热敏纸上渐渐褪色成东京湾的晚霞。
最深的隔阂往往藏在最相似的褶皱里。当横滨中华街的麻婆豆腐带着甜味在舌尖炸开时，我竟怀念起池袋某家居酒屋出汁过重的腌白菜。那些被我们称为"冷漠"的社交距离，在某次台风天收到房东手写的防灾指南时，突然显露出京都老町屋般的妥帖。就像关东煮的汤汁总要熬煮整夜才能浸润萝卜，或许理解另一种文明需要比签证期限更漫长的浸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