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田机场的玻璃幕墙在暮色中泛着冷光。我攥紧行李箱拉杆，上面还贴着仁川机场的转运标签。白大褂叠在箱底，压着三本不同版本的《医学日语会话速成》。海关官员接过在留资格认定证明书时，我注意到他制服的第三个纽扣位置别着樱花形状的徽章——后来才知道那是防灾士的标识，就像我们总习惯把听诊器挂在颈间。
厚生劳动省的认证考试持续了整整九小时。当最后一道病例分析题的光标停止闪烁时，解剖图谱上的汉字偏旁在视网膜上重叠成重影。监考官递来温热的焙茶，瓷杯底印着都道府县的轮廓图。三个月后拆开合格通知书那日，梅雨季特有的湿气正顺着诊疗所窗缝渗进来，院长将崭新的诊察券放在我掌心，塑料卡片右下角的樱花浮雕硌着指纹。
第一次独立接诊是位八十代的痛风患者。老人布满老年斑的手指点着X光片，说出"尿酸"这个词时混着东北腔的尾音。我下意识用韩语重复确认，直到护士长轻轻纠正发音。诊疗室墙上的电子钟显示问诊已超时十二分钟，但候诊区的老夫妇仍保持着进门时的正坐姿势。后来在病历系统里看到前辈医师的备注：患者女儿是首尔大学附属医院的药剂师——那些特意放慢语速的日语对话，原来都是心照不宣的医者温柔。
深夜急救值班时最常遇见醉酒呕吐的会社员。某次处理完食道静脉破裂的患者，家属突然用关西腔感叹："先生的手真稳啊。"无影灯下的止血钳微微颤动，映出我左手背的静脉走向——和医学院解剖课上划开的第一具大体老师惊人相似。人类的内里终究超越国界，就像大阪城石垣缝隙里的青苔，与故乡庆州雁鸭池畔的是同一种属。
医疗翻译机的语音提示在体检中心回荡成双重奏。为越南产妇解释唐氏筛查报告时，仪器将"染色体异常"直译成"遗传子破坏"，孕妇瞬间煞白的脸色让我果断切换成肢体语言。后来在区役所健康讲座的PPT里，发现他们用樱花凋落比喻细胞分裂错误——这个岛国总能把残酷的医学事实包裹成俳句般的隐喻。
当第一个实习医生称呼我"先生"时，走廊尽头的银杏正绽出黄绿。年轻护士们把万圣节南瓜灯摆在护士站，旁边是德岛带来的阿波舞人形。我的听诊器不知何时缠上了女儿手作的折纸樱花，树脂耳管间晃动着汉江与淀川交汇的细碎光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