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文章正文，开头无标题）
推开Lawson便利店的玻璃门时，我下意识攥紧了掌心的硬币。收银台前的队伍安静得能听见冷柜运转的嗡鸣，排在第三位的西装男士正在整理零钱包里的硬币，按照面值大小排列得整整齐齐。这是我来到名古屋的第七个月，仍然会在结账时因为多掏了枚500円硬币，收获收银员略带困惑的鞠躬——他们永远无法理解，为什么这个外国人总记不住纸币和硬币的精确分界。
语言学校的樱花树下，来自上海的陈姐常说我们这群人都是"温水里的青蛙"。最初被便利店24小时的热饭团和电车时刻表分秒不差的精准征服，直到某天深夜发现垃圾分类手册里细分的16种塑料标签，才惊觉自己早已困在透明的规则茧房。我的公寓管理员佐藤先生，每月上门收房租时都会用软尺测量玄关拖鞋摆放的角度，这个习惯持续了三年零四个月，直到我学会在门垫边缘用铅笔画出对齐的刻度线。
职场新人的第一场忘年会上，部长醉醺醺拍着我肩膀说"李桑已经很像日本人了"，这句话让我在梅田站的天桥上抽完了半包七星烟。我的鞠躬角度比台湾同事标准，能用关西腔讲冷笑话，甚至开始习惯在居酒屋续摊时假装享受生马肉刺身。但便利店阿姨每次听到我完美的「いらっしゃいませ」时，眼底闪过的迟疑如同京都御苑飘落的樱瓣，温柔又残忍地提醒着某种永远无法消弭的隔阂。
最魔幻的时刻发生在某个加班的雨夜，当我用汉字写下"给料"二字申请薪资证明时，忽然意识到中文的"给"字在日语里带着自上而下的施予意味。这种文化DNA的错位渗透在生活的每个缝隙：超市便当区标注的"赏味期限"比"保质期"多了分风雅，公寓公告栏的"迷惑行为"清单藏着令人窒息的集体凝视，就连便利店收银台旁的募金箱，都设计成必须蹲下才能投币的微妙高度。
如今我的手机相册存着三张不同季节的隅田川花火大会照片，LINE里收藏着房东太太手写的防灾地图，玄关鞋柜最深处藏着从上海带来的城隍庙梨膏糖。每当电车穿过新宿站错综复杂的轨道，玻璃窗上总会重叠着浦东机场告别的剪影——那个在海关口拼命挥手的自己，或许永远悬停在太平洋上空某片积雨云里，成为连接两种文明的透明介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