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户时代的日本，曾以一道严密的锁国令将自身隔绝于世界之外。1639年德川幕府颁布的锁国政策，不仅禁止国民出海，更将外来者拒之门外，仅留长崎出岛作为与荷兰商人接触的狭窄窗口。这种封闭状态持续两百年之久，塑造了日本社会对"外来者"的警惕与排斥。但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当明治维新打破这道铁幕，日本几乎立即从被封锁者转变为主动输出移民的国度。1868年"元年者"150名契约劳工远赴夏威夷甘蔗园的身影，揭开了近代日本大规模移民史的序幕，也开启了社会对移民态度的复杂辩证。
明治政府初期将海外移民视为"脱亚入欧"战略的重要组成。1885年与夏威夷王国签订的《官约移民》协定，标志着国家开始系统组织劳工输出。横滨港每年送出的数万移民中，既有追寻"金山梦"的贫苦农民，也有政府刻意培养的"开拓战士"——后者在巴西、秘鲁建立殖民地的尝试，显露着帝国扩张的野心。但北美大陆掀起的"黄祸论"浪潮，1908年《君子协定》对日本移民的限制，以及1924年美国《排日移民法》的出台，使日本人首次集体体验到作为"不受欢迎者"的刺痛。这种创伤记忆在二战期间达到顶点：珍珠港事件后，12万日裔美国人被强制收容，加拿大、秘鲁等地日侨财产遭没收，母国却正以"大东亚共荣圈"之名进行着更残酷的强制移民。
战败后的日本在废墟中重构民族认同，将自身塑造成"单一民族国家"。1952年《旧金山和约》生效后，60万海外日侨集体回归，政府却将这些拥有异国生活经验的同胞视为"需要消毒"的存在。经济高速增长期（1955-1973）推行的"纯血主义"，在政策层面体现为严格限制非技术劳工入境，文化层面则不断强化"日本人论"的独特叙事。这种封闭性在泡沫经济顶峰时达到荒谬的程度：1990年修订《出入国管理法》设立"日裔三世"在留资格，宁愿接受不会说日语的巴西日裔后代，也不愿向其他族裔敞开大门。
真正的转折始于平成时代。少子高龄化如达摩克利斯之剑悬顶，迫使日本在2019年创设14种"特定技能"在留资格，2023年外国人劳动者总数突破200万。但政策开放与社会认知的裂痕日益明显：神奈川某公寓拒绝外国租户的告示、技能实习生的权益侵害事件、地方政府拒绝为外籍居民发放灾害预警信息，这些碎片拼凑出的现实显示，锁国思维仍在社会毛细血管中流动。安倍政府提出的"共生社会"愿景与持续恶化的劳动力缺口形成微妙张力，正如东京新宿区歌舞伎町的多语言标识与京都岚山拒绝外国游客的店铺招牌同时存在。
从锁国到开国，从移民输出国转变为接收国，日本社会对待移民的态度始终在实用主义与身份焦虑间摇摆。江户时代荷兰商馆留下的"阿兰陀通词"职位演变为现代的国际交流员制度，明治时期"海外雄飞"的豪言化作便利店里的多语言操作手册，战时强制收容所的创伤记忆则转化为外国人支援中心的心理疏导服务。这些历史层积中，既有值得借鉴的多元共处智慧，也暗藏着需要警惕的排外基因。在人口减少已成定局的21世纪，如何将被迫打开国门的现实转化为重构社会认同的契机，或许是这个岛国正在书写的下一章移民叙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