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移民潮在历史上呈现出多个波峰，但若论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的时期，当属公元4世纪至7世纪的古坟时代至飞鸟时代。这一时期，来自朝鲜半岛与中国的移民群体被称为“渡来人”，他们不仅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文字体系与制度文明，更成为推动日本列岛从部落联盟走向中央集权国家的重要力量。
考古证据显示，渡来人的大规模迁徙始于4世纪后半叶。朝鲜半岛上的百济、伽倻等政权因高句丽扩张与内部纷争陷入动荡，大量工匠、学者与贵族家族跨海东渡至日本九州、近畿地区定居。例如，《日本书纪》记载的弓月君（秦氏始祖）与阿知使主（东汉氏始祖），均以“百二十县民”的规模率领移民集团进入日本。这些移民群体掌握冶铁、纺织、水利等关键技术，迅速融入大和王权的统治体系。5世纪后期，大和政权在河内、山城等地设立“秦造”“东文造”等职位，将渡来人纳入官僚系统，专门管理手工业与文书事务。
渡来人对日本社会的影响在6世纪达到顶峰。538年佛教经百济传入日本时，渡来人中的司马达等家族成为早期佛教传播的核心力量。圣德太子摄政时期（593-622年），来自高句丽的僧侣慧慈、百济学者王仁后代积极参与《十七条宪法》的制定，将儒家“以和为贵”的理念植入日本政治伦理。而603年“冠位十二阶”制度的建立，更是直接参照了隋朝的官僚品阶体系。此时的日本宫廷中，渡来人后裔已占据文书、外交、建筑等要职，难波港的贸易船队由西文氏掌控，藤原京的规划者则是东汉直家族。
这场移民潮在7世纪因东亚局势剧变再掀高峰。660年唐朝与新罗联军灭亡百济，大量百济遗民渡海逃亡日本，《续日本纪》记载天智天皇时期（668-671年）仅近江地区就安置了两万百济难民。这些移民带来了更成熟的律令制国家经验，其子孙如中臣金（藤原氏祖）等家族，最终成为推动大化改新的关键力量。可以说，正是持续数百年的渡来人移民潮，为日本从蒙昧走向文明提供了最关键的“文化催化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