蜷缩在伦敦公寓飘窗边数到第三十二声警笛时，我终于意识到冰箱里那盒临期纳豆已经过期两天。楼下中餐馆的霓虹灯牌在玻璃上投下猩红色光影，和手机屏幕里母亲发来的樱花照片重叠成诡异的色块。指腹在发送键上方悬浮许久，那句“下个月还是不回镰仓了”终究变成对关东煮汤汁配比的追问。
便利店收银台前的硬币总在关键时刻背叛我。第五次将十便士错当成两英镑递给顾客时，波兰裔店长用沾着洋葱圈碎屑的圆珠笔在排班表上划掉我的周末晚班。地铁通风口卷起的报纸碎片常常贴着日文广告，像是某种恶意的巧合。我开始在深夜用烧酒调英式红茶，看窗台上那盆朋友送的矢车菊在暖气房里不合时宜地疯长。
社区日语班的意大利老太太每周三准时带来手作提拉米苏，糖霜总粘在我教她写的平假名作业纸上。她说五十音图像威尼斯运河水波的纹路，而我盯着她歪斜的「あ」，突然想起二十岁那年错过的隅田川花火大会。当樱花寿司店的越南学徒用关西腔问我“大丈夫ですか”时，潮湿的大阪记忆裹着神户牛肉烧焦的味道涌进喉咙。
二手书店角落的夏目漱石全集积着约克郡的煤灰，精装封皮下藏着前任主人用铅笔写的俳句。圣诞节被房东太太拉去教堂，管风琴轰鸣中我听见京都寺庙的晨钟穿透十二层加厚玻璃。如今站在泰晤士河岸给游客拍照时，相机自动对焦框总固执地框住对岸的晴空塔模型——那座永远亮着错误颜色灯光的小型装置，在伦敦雾霾里闪烁如顽固的乡愁息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