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的雾气还未在莱茵河面完全消散，我的手指已经无意识地在咖啡杯沿画了第七个圈。柏林公寓楼下驶过的有轨电车叮当声，总让我恍惚听见临沂老城区三轮车夫摇响的铜铃。抽屉里那包从老家带来的花椒，油纸袋上的"李记调料"褪成淡粉色，安静地躺在德语版《移民法》旁边，像两个永远无法对话的平行世界。
三年前在科隆中央火车站迷路时，我把"Köln"念成"克伦"，检票员困惑的表情至今清晰。那时刚结束法兰克福展会的我，攥着临沂市商务局开具的"优秀外贸员"证明，以为三十六个小时速成德语就能敲开新世界的大门。直到在超市对着"Rotkohl"（红甘蓝）标签发愣，才发现家乡菜场里烂熟于心的"洋白菜""卷心菜"，在异国货架上都变成了陌生的拉丁字母。
五金车间的德国师傅总说我用游标卡尺的姿势像握毛笔。他们不知道，在临沂工程机械厂那些年，我的拇指内侧早被千分尺磨出黄茧。当流水线上的汉斯第一次用砂纸擦去我标注的中文参数时，我蹲在更衣室里对着手机翻译软件逐字核对，发现"淬火温度"译成德文竟有三个专业术语变体。那天傍晚，我在施普雷河畔的樱花树下背了七十三遍"Vergütungstemperatur"，直到德语单词在舌尖磨出临沂煎饼的焦香。
上个月社区国际日，我用黄油刀把煎饼摊得薄如蝉翼，柏林邻居们举着刀叉惊叹"中国可丽饼"时，我忽然想起母亲总说"煎饼要卷着吃才香"。就像此刻我西装内袋里同时揣着的居留卡和老家门钥匙，有些东西注定无法完全展平。当科隆大教堂的管风琴声越过移民局的玻璃窗，我正用带沂蒙口音的德语解释"个体工商户"和"有限公司"的区别，窗台上的鸽子突然扑棱棱飞起，翅膀划出的弧线与当年飞越沂河的候鸟惊人相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