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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移民故事会:初到加拿大的日子

时间:2023-01-09 阅读:1008

1996年初,我和妻子及儿子收到了移民加拿大的登陆纸,结束了我在美国长达三年半的访问学者生涯。

申请移民加拿大的起因是为儿子。儿子临近大学毕业申请来美国读硕士,拿到了新泽西一所不错大学的全额奖学金;但那时来美国签证很不容易,就因为我们都在美国,说他有“移民倾向”就拒签了。这对儿子真是晴天劈雳。

后来我通过在温哥华的“发小”智夫与某加拿大移民代理联系,结果峰回路转,说如我们作为技术移民来加拿大,儿子可随我们一道来。于是我们就投石问路般地办了起来。同时,儿子也转为申请加拿大的学校。

那时我已年逾知命之年,移民“年龄分”为零,硬是靠“语言分”、“专业分”和“工作经验分”勉强达线的。在我们申请移民加拿大的过程中,1995年儿子却捷足先登,拿到汉密尔顿(Hamilton)麦克马斯特大学奖学金来加拿大了。但随之移民的成功对他也大有裨益,他就不再是“国际学生”了。而我们也因他已在汉密尔顿,就有了来加国的落脚点。

我们从巴尔的摩开着一辆小型U-Haul,带着一车在美国积累的“破烂家当”搬家来到美加边境。其过程出乎意料,犹如阪上走丸。我们原担心随车带来的宠物,一只小黄猫,会有麻烦,谁知女边境检查官看到猫后,往后一闪,说她怕猫,一挥手,就让我们过了。几天后持登陆纸,从尼加拉瓜大瀑布出境再入境“登陆”,都很顺利。

在人生的新起点,回忆以往可谓“栉风沐雨”,展望未来也必须“砥砺前行”。在汉密尔顿住定后,我就开始寻找第一份工作。当时虽然已可发电邮求职了,但还是多用传真;招聘的网络信息还不那么铺天盖地,报纸的广告仍然盛行。

一天我们在“麦大”的地上捡到一张《多伦多星报》,在中缝里找到一些招聘IT人士的广告。挑了几个对口的,发出了我的简历。简历上不敢多写曾在大学任教十余载的学术经历,而侧重于技术专长。几天后收到一家招聘C++编程的面试通知,结果就被录用了。这时离我“登陆”加拿大才两三个星期。这真是有点“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

这是一家 “迷你”公司,连老板在内就两个人。公司名字听起来很有气魄,叫EBS(Electronic Business System),像是如今风靡一时,搞电子商务的;但搞的不是网购,而是具有局部网和远程数据传输的销售库存管理系统。

老板马克是个澳大利亚口音很重的白发慈祥老头。一去上班就给我印了名片,头衔也不小,是技术经理(Technical Manager)。马克说,广告登出后的那个晚上,他公司传真机的一整卷纸就用光了。来应聘的什么人都有,甚至包括前苏联宇航中心的人。

马克还说,之所以看中我,是因为我在美国多年,口语不会不好,又是搞C++的。C++那时很吃香,我在马里兰大学医学院搞了几年医学图像数据库,C++是我自己“啃”出来的,确实用它干了不少活。

从汉密尔顿搬到多伦多后,我们住在东约克(East York)一个低层的公寓里。为了那只从美国带来的黄咪咪,我们选租尽可能低的二楼(一楼没有空房可租)。黄咪咪非常聪明,我们晚上把她放在一个篮子里,从窗户吊下放到地面上,早上她就会跳到我们放下去的篮子里(只经过一次训练),我们再把她吊上来。

那个公寓因为允许养猫狗,加上年代已久,条件很差——老鼠成群、蟑螂结队、跳蚤横行。我晚上总是苦中作乐:一边看电视剧,一边在地板上抓跳蚤。我捕捉跳蚤的能力越来越高,一晚能摁到一二十只;经验是,看到跳蚤后,如来不及摁住,一定要把目标移到一尺之外。

前不久我还找到一张当时在这里的照片——我在补鞋子,一双鞋面透风的黄皮鞋,一个指头还套着“顶针”。我上班就喜欢这种透风鞋,否则我的脚热得受不了。

在EBS,我也曾用C++编过几段程序;但作为小公司的光杆经理,我必须什么都搞。一年多的时间里,除了在公司办公室里装机、装调软件和系统外,不少时间开着我们在汉密尔顿三千多加币买的手动二手车,到现场去安装、调试和维修系统。北到离多伦多近百公里的一个马具商店(加拿大富人宠爱马的人很多),南到尼加拉瓜大瀑布著名的Hard Rock Cafe店。

这段经历常常是“孤军奋战”真是“亚历山大”,但也让我开了不少“洋荤”——因业务有联系,马克曾给过我不少次赠票,让我和妻子光顾了:多伦多加拿大国家芭蕾舞团演出的《天鵝湖》和《胡桃夹子》,安大略湖畔游乐宫里的烟火晚会,多伦多天虹体育馆(如今的Rogers Centre)里蓝鸟(Blue Jay)队的棒球比赛……

这段时间对我语言能力的提高帮助很大。我们这一代绝大多数人学的外语是俄语,我是三十多岁开始自学英语的。80年代初,虽以EPT(English Proficiency Test)高分被派美国两年,92年起又在美国三年多,但口语待提高的空间仍很大。

马克有时和我一起同车出去工作,在途中就纠正我的发音。他曾指出,我在说“make”、“case”等词时的发音不对,从此引起了我的注意。多年后,我在“辅导”小外孙女英语时,发现美国本土小孩的英语学习中,竟然专门有关于“Super silent E”的练习,他们从小学得就那么细。所以像我们这样的移民,英语的提高是永无“功成名遂”之时的。

来多伦多不久,妻子被查出有一个肿瘤,医生建议立即摘除。这要是在以往,可是不得了的大事;但这次,我们谁也没有惊动(当然也无人可惊动)。我请了一天假,上午把她送到医院,下午手术完成观察了一会(我不能进去),就接她出院回家了——肿瘤已经摘除,检查出来是良性。问她中午吃了没有,她说,医院里有吃的也有喝的。我们一分钱也没花,一个人也没有托,更不用说“送红包”了,连做手术的医生是谁都不知道。

作为新移民,我们体会了一种过去从未体会到的福利。在以后的岁月里,虽然每年几万工资中都要被扣掉数以万计的所得税,我都觉得是理所当然的。一两天后,老板马克来我家看望我妻子。他送来了一个精致的花篮,这是我们一辈子从未得到过的礼物,头一次这样直接地感受到了西方人的礼节。

在加拿大,我妻子也吃了不少苦,干了些力所能及的工作。一年后,我们已具备了买房的能力,当时房市低迷正是买房的好时机。我们,包括儿子,都是的急性子,只看了三四处房子,就决定买下,这是一套只能算中下档次的半独立屋,当时我们只有这个能力。但我们一住就是二十年,直到现在。搬家后我们还把老板马克请到家里来做客。

在这个公司工作了一年半后,公司的资金有了困难,我的工资越来越不能按时发了。我看到马克很为难,于是和他商量可不可以让我找其他的工作,EBS的事可以利用周末帮他做,他欣然同意了,还主动要做我的证明人(Reference)。不到一个月就有两家公司给了我录取通知,这样我就到当时很“牛”的一家大公司上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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