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站在羽田机场的玻璃幕墙前，掌心的机票被汗水浸出模糊的墨痕。四月的樱花从接机大厅的通风口钻进来，一片花瓣粘在写着"圣保罗"的登机牌上，像是不肯愈合的陈旧枪伤。安检传送带嗡嗡作响，惊得我下意识去摸左腿外侧——那里早已没有南部十四式手枪的皮质枪套，只有手术留下的凸起疤痕，随着雨季的潮湿隐隐作痛。
金属探测器尖锐的蜂鸣声中，我的手提箱滑向X光机。褪色的陆军呢大衣在箱底蜷成奇怪形状，压着三封未拆的信，火漆印上菊纹章裂成细碎的蜘蛛网。二十三年了，广岛邮便局的墨绿色邮筒早该生锈，可寄信人的地址依然固执地写着"长崎市出岛町2丁目"，仿佛那个被阳光晒白的木质门牌，还钉在某处未被核火舔舐的断墙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