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期，随着日本军国主义势力的扩张，中国东北地区逐渐成为其殖民渗透的核心目标。1905年日俄战争后，日本通过《朴茨茅斯条约》获得南满铁路权益和关东州租借地，开始以“满铁附属地”为据点实施经济控制。但真正大规模、有组织的移民行动始于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关东军武力侵占东北全境，次年扶植伪满洲国傀儡政权，将移民政策上升为国家战略。1936年，广田弘毅内阁正式出台《满洲农业移民百万户移住计划》，企图在20年内向东北输送500万日本移民，这标志着日本对东北的殖民移民进入系统化阶段。
移民政策的制定暗含多重战略考量：经济上，日本试图通过“开拓团”强占肥沃耕地，将东北打造成“大和民族的生命线”；军事上，移民群体被赋予“屯田兵”职能，既为关东军提供后勤补给，又构成防御苏联的“人肉屏障”；政治上，则试图通过改变人口结构强化殖民统治合法性。截至1945年日本战败，实际移民人数约27万，虽未达预期目标，却导致东北近2000万亩土地被强征，数百万中国农民流离失所。这些移民社区多沿战略要道分布，成为日本实施“北边振兴计划”的重要节点。
移民过程中，日本当局采取“武装移民”与“集团移民”相结合的模式，初期以退伍军人为主的“佳木斯移民团”携带武器强制驱赶原住民，后期则通过“分村移民”将日本农村整建制搬迁。伪满洲国《开拓法》更以法律形式确立日本移民的土地优先权，中国农民仅能充当“佃农”或被迫迁往贫瘠的“三角地带”。这种结构性掠夺造成东北农村经济崩溃，仅在1942年就引发超过300起针对移民团的武装反抗。
随着1945年8月苏联红军出兵东北，日本殖民体系迅速瓦解，约8万移民在溃逃途中死于战火、饥饿和报复性袭击，遗留的“战争孤儿”问题直至21世纪仍未完全解决。东京审判虽将移民政策定性为侵略罪行，但土地赔偿等历史遗留问题始终悬而未决。如今分布在东北的日式水利工程、神社遗址及万人坑遗迹，既是殖民暴行的铁证，也警示着地缘政治裹挟下平民命运的悲剧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