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末的太平洋上，漂浮着几艘锈迹斑斑的蒸汽船。甲板上挤满身着粗布和服的日本人，他们攥着写有"海外就业证明书"的薄纸，望着逐渐缩小的长崎港发怔。政府宣传册里描绘的甘蔗田流淌着蜜糖，南美洲的沃土能种出金子般的咖啡豆，但这些憧憬很快在夏威夷种植园毒辣的日头下蒸发——1894年第一批移民发现，所谓"三年契约劳工"不过是把锁链换成了合同，种植园主将日薪克扣到25钱，监工的鞭子随时会落在弯腰收割的脊背上。
当契约期满的劳工试图返乡时，更大的骗局浮出水面。日本邮船会社的票价抵得上他们三年积蓄，领事馆发放的归国证明像张废纸。夏威夷首府火奴鲁鲁的医院记录显示，1900-1908年间有超过六百名日本劳工自杀，他们用割甘蔗的弯刀结束生命前，总要把珍藏的家族写真摆在身旁。这种绝望随着移民潮蔓延到巴西，圣保罗咖啡园主将杀虫剂和氰化物交给日本农户时，轻描淡写地说"必要时可以体面解脱"，1930年代该地区日裔自杀率一度达到本土的十七倍。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十五万日裔移民被拖进更黑暗的漩涡。美国政府将十二万日裔关进怀俄明州的集中营时，秘鲁当局直接把两千日侨塞进开往新泽西的交换船。最残酷的背叛来自母国，当"二世"士兵在前线获得勋章时，发现祖国报纸将他们的名字从阵亡名单里全部抹除——这些说着葡萄牙语或英语的混血儿，在军国主义者眼中早已不是真正的日本人。
战后幸存者发现故乡成了最陌生的异乡。巴西日裔被迫改用"Claudio"或"Maria"之类的名字，直到1980年代仍有商店挂着"禁止日本人出入"的木牌。宫城初子在马托格罗索州的咖啡庄园里写到临终日记："父亲埋骨处的十字架上，葡萄牙文和日文名字并列，就像我们永远分裂的魂魄。"如今圣保罗自由街区的和服店橱窗后，那些凝视着游客镜头的苍老面庞，仍在等待某个能完整安放他们生命的称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