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七点的阳光刚刚攀上加勒比海的浪尖，圣基茨首府巴斯特尔的街道已飘散着肉豆蔻与咸湿海风交织的气息。我站在移民局略显斑驳的蓝色铁门前，看着身旁的陈女士第三次调整珍珠耳环的位置。这位来自杭州的女企业家，此刻正无意识地摩挲着手中那叠烫金封面的文件，细密的汗珠在加勒比晨光里折射出微弱的虹彩。
玻璃窗后的移民官员接过材料时，我突然按住她微微发抖的手背。"您看窗外那棵火焰树，"我指向庭院里燃烧般的橙红花朵，"三年前有位北京客户，就是在它第七次开花时拿到了公民证书。"陈女士紧绷的肩膀忽然松弛下来，她不知道，这棵树的秘密花期记录，早已成为我们陪同团队交接手册里的特别标注。
穿过殖民时期鹅卵石铺就的圣乔治教堂小巷时，陈女士的JimmyChoo细高跟卡在了石缝间。我变魔术般从公文包侧袋抽出便携鞋撑的动作，让她惊讶地睁大了眼睛。这个动作背后，是七十八次陪同客户走过这条历史街区的肌肉记忆，是某次暴雨中客户扭伤脚踝后积累的经验。当我们停在糖业博物馆的铸铁大门前，她已自然地向我询问种植园改建酒店的税务细节——那些我提前准备好的法律文件，此刻正在鳄鱼皮纹路的手提箱里，按照紧急程度分成了红黄蓝三色标签。
在棕榈滩的日落鸡尾酒会上，陈女士的英国籍财务顾问正用晦涩的税务术语制造焦虑。我适时递上浸着冷凝水的莫吉托，杯垫下压着本地大律师的手写便条。那张再生纸边缘还沾着上午法庭文件的骑缝章痕迹，却精准击碎了对方刻意夸大的风险预言。海浪声中，我看见她第一次真正放松的笑容，如同远处尼维斯峰顶消散的云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