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机舱广播最后一次以德语响起时，伊莎贝尔正在为头等舱乘客整理香槟杯。她的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制服袖口的汉莎航空鹰徽，金属边缘在舷窗透入的晨光中微微发烫。这是法兰克福至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第387次飞行，却将成为她职业生涯的终点——三天前刚签收的阿根廷居留卡，此刻正与她绣着四道金线的空乘外套叠放在机组行李箱里。
三万英尺高空的气流颠簸中，她忽然想起慕尼黑公寓阳台上那株总也养不好的橄榄树。就像十五年前在语言学校手忙脚乱翻西语词典的自己，那些蜷曲在客舱储物柜里的午夜里，舷窗倒影中金发盘得一丝不苟的德国姑娘，正用圆体字在《霍乱时期的爱情》扉页空白处抄写变位动词表。此刻降落广播切换成西班牙语，她条件反射般扬起职业性的微笑，却在某个元音转调的瞬间，听见胸腔里传来根须挣破陶土花盆的脆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