厨房里的水汽在玻璃窗上凝成细密的水珠时，父亲总会用土耳其语对着手机说“好的，妈妈”。他的声音像一勺蜂蜜浇在滚烫的土耳其咖啡上，黏稠得能拉出跨越博斯普鲁斯海峡的丝。我蜷缩在铺着德国花卉桌布的餐桌下，数着母亲高跟鞋叩击地砖的节奏——那是她用巴伐利亚口音说“亲爱的，盐罐空了”时特有的韵律。
五斗橱最上层的抽屉永远卡在三分之二处，就像我们这个家庭的生存状态。褪色的石榴石项链和银质十字架纠缠在装杏仁饼干的铁盒里，父亲1968年在伊斯坦布尔码头拍的照片，边缘叠着母亲穿着施瓦本传统围裙的结婚照。每周五清真寺的唤礼声飘过社区教堂尖顶时，母亲总会把炖猪肘的火调小两格。窗台上的天竺葵开得嚣张，根系却困在直径三十厘米的花盆里，像极了祖父当年提着人造革行李箱走下联邦铁路车厢时的样子——他总说自己是“经济奇迹”的燃料，却把“客工”这个词嚼碎了和烟丝一起卷进报纸条里。
我的数学作业本扉页用哥特体写着安娜·施耐德，但舌尖始终存着阿依谢发不出的小舌音。当历史老师讲解柏林墙倒塌的幻灯片映在智能白板上时，我衬衫第二颗纽扣里缝着的恶魔之眼护身符突然发烫。这种灼烧感在体育课换衣间最强烈，那时女生们的目光会在我小麦色皮肤上的淡金色汗毛间逡巡，仿佛要鉴定某种混血标本的纯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