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法兰克福机场的自动扶梯上，女儿攥着我衣角的手突然收紧了。玻璃幕墙外铅灰色的天空正飘着雪粒子，德语广播里弹跳的辅音像碎冰碴般砸在地砖上，丈夫推着摞满行李箱的推车在海关队伍里时隐时现，母亲把围巾裹得更紧些，低声用温州方言念叨："这风能割人耳朵。"这是我们在德国的第七个小时，三十公斤的托运行李刚经历过称重争议，八岁的孩子书包里塞着半本没写完的拼音练习册，而我的手机备忘录里躺着二十条标星事项：外管局预约、租房合同公证、幼儿园学位申请表、医疗保险比价单……
语言班的玻璃教室总浮动着咖啡机蒸腾的热气。当金发的玛丽安老师第三次纠正"der,die,das"的阴阳性时，前排的叙利亚工程师阿卜杜拉突然用拳头捶打太阳穴，他的德语动词变位作业本上洇开深蓝的墨水渍。我的笔记本边缘爬满汉字注释，"derLöffel（勺子）——餐桌武器"，"dieGabel（叉子）——钢铁荆棘"，这些幼稚的谐音梗在凌晨三点的台灯下发酵，直到丈夫轻手轻脚推开书房门，端着马克杯的手背还沾着实验室的有机溶剂味道——他总说移居就像解构主义实验，把三十五年构建的人生拆成零件，再在异乡的模具里重新浇筑。
市立图书馆儿童区的矮凳上，女儿正用蜡笔给字母卡片涂色。她左手压着的德语绘本里，刺猬汉斯和乌鸦玛蒂娜在森林里分享蓝莓蛋糕，而她的右手边还摊着从国内带来的《唐诗三百首》。当幼儿园老师兴奋地告诉我她能用"GutenMorgen"问好时，我瞥见她的中文作业本上，"外婆"的"婆"字总少写最后的竖钩。母亲此刻应该正在老年大学烘焙课揉面团，她总把"Hefe"念成"黑粉"，但上周确实端回了膨胀完美的苹果派——用从亚超买来的五仁月饼模子压的花边。
圣诞集市的热红酒在马克杯里晕开肉桂的漩涡，丈夫的同事们正在讨论量子计算的新进展，他们体贴地切换成英语的瞬间，我恰好望见市政厅钟楼掠过一群雨燕。这些黑白色的鸟儿在暮色中画出巴赫平均律般的飞行轨迹，让我想起温州老宅屋檐下的家燕。当第一片雪花落在女儿毛线帽的绒球上时，她突然仰起头用德语数起数来："eins,zwei,drei..."发音清脆得像在咬碎冰糖，而远处博物馆岛的上空，跨年烟火的彩色光斑正在凝结，将柏林墙遗址的碎砖石照得忽明忽暗。
